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粮食主产县市监利县和仙桃市农地整理项目区为研究区域,采用CVM调查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意愿。运用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逻辑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83.04%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有出资意愿,高于村集体管护模式下的出资意愿;家庭承包地面积、农户对后期管护工作重要性的认同程度和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质量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为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应培育农民组织作为后期管护主体,对工程设施进行定期检查与养护;鼓励、支持和保障农户进行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加大对后期管护的工作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加强农地整理项目施工监管力度。     

农地整治过程中不同类型农户权益诉求研究——以湖北省和湖南省部分县区为例

在构建农地整治过程中农户权益诉求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湖北省和湖南省部分粮食主产县区的农户调查数据,测算农地整治过程中不同类型农户的权益诉求强度。研究表明：各类农户对经济权益的诉求强度最大,其次是政治权益诉求,再次是社会文化权益诉求,最后是生态环境权益诉求;随着非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农户经济权益诉求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政治权益诉求、社会文化权益诉求和生态环境权益诉求的地位有所上升。提出在今后的农地整治实施中,不仅要尊重并保护农户的经济权益,而且要尊重并保护农户的政治权益、社会文化权益和生态环境权益,要根据农户各方面的权益诉求及其差异,因时因地确定农地整治的方向、内容及重点,促进农地整治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不老的喀秋莎

非常岁月和家人不离不弃 时间回溯到66年前的江城武汉,正在热火朝天筹建中的315厂(武汉钢铁厂的前身),迎来一位眼波流转、俏丽活泼的俄罗斯姑娘. 姑娘叫伊丽娜·亚科立夫娜·契高特柯娃,出生在苏联巴斯吉尼亚.8岁那年,她随家人来到列宁格勒求学.中专毕业后,留在列宁格勒打工的她十分喜欢跳舞,每个周末都要到表弟所在的学校参加舞会,她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公派留学生邱永言.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     

农地使用权流转: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我国农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所有权问题,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不应是农地产权的归属问题.农地的私有化和国有化都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而农地使用权流转是任何一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绕不开的问题,也是促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帕累托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