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以江油市为例

江汕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年用地量达数千亩之多。特别其是城市、建制镇工业园区和乡镇场镇的发展扩建,占用地几乎全是高质量的耕地。如何作好这些建设项目用地的耕地占补平衡工作,既切实保护好耕地,又有效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便成为该市国土部门必须破解的重要难题。     

上接“天气” 下接“地气”

晋元地块是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苏河湾地区最大的旧区改造基地，许多棚户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这里居住空间小，每逢台风暴雨就四处漏水。北站街道蒙古居民区治保、调解干部杨根娣阿姨生在这里，嫁在这里，对周围的居民都很熟悉。自去年9月2日闸北区启动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以来，她就下定决心，真心实意为居民做一些实事，盯住动迁这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把力气聚到点上。     

目前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及措施浅析

土地征收是关系到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的大问题,对农村发展、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目前,我国的土地征收工作还存在着很多缺陷,迫切需要从政策、制度和工作程序等方面进行进行改革、完善。     

语丝语录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是客观趋势,但必须看到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片面追求流转速度和超大规模。 ——近日,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解读中央政策取向时说     

成都土改的实质

当前学界一些人以为仅仅是改变土地制度就可以凭空创造出亿万财富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今年暑假在成都调研土地制度,听到最多的几个关键词是:还权赋能、价值显化、土地价值释放等。这几个关键词的意思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农村土地资源流动起来变成真金白银。农村土地闲置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只有让农村的土地资源活起来动起来,才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与四川省成都市国土局姚处长交流,姚处长说,现行土地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因为集体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而使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经过60年的演变和发展,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在规范层面和人道层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仍显幼稚,并在现实中遭遇诸多困境,比如公共利益界限模糊、补偿机制不合理、救济渠道不充分等。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征收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公平补偿条款等,并针对目前矛盾最为集中的农村土地征收出台专门法律。     

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如何确认特殊人群实际收入的实践和探讨

公众对名人、富人等特殊人群违法生育行为非常关注。他们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影响力大，理应成为遵纪守法的典范，他们的违法生育行为，会在社会上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和攀比现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和中组部、国家人口计生委等11部门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都强调了要对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严肃处理。在查处这部分特殊人群的工作中，界定这部分人群的收入情况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这部分特殊人群收入来源多、收入不确定性大、收入隐蔽性强，如何用好用足政策，     

近代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移植与确立

中国古代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民地,经历了换地、换地并减免税、保障坟墓房屋等附着物以及逐渐限制使用民田的发展过程。晚清,由于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助推,出现“购地章程”,购地程序更为规范化。这种“官府购地”并非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只是皇权专制下的恤民。清末至民国,西方的土地征收制度传入,土地征收在立法形式上更趋同于西方。然而,“平均地权”思想融入后的土地政策,让土地征收制度失去了原有尊重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的工具。从“官府购地”到“土地征收”,取得人民土地的形式更为完善,但实质未有变化。     

清末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征收与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以四川会理屯粮征收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一个多民族县。在四川会理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绅民互控档案中,众多反映因屯粮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图景。下层士绅、催粮总催、普通民众在抗粮不纳纠纷中所采取的策略、州官审断抗粮不纳纠纷的原则与取向,显示了晚清下层士绅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来源已发生变化,但其权力并未明显上升,仍然受到官和民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对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