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探析——基于鄂东白村的考察

利用来自湖北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农村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家庭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产生。三种类型的老年贫困之间是有层次的,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贫困层次不同。老年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既需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现阶段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综合性协调努力。     

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需求研究 ——以滁州市为例

已有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实际运行中未达到预期效果,存在目标人群模糊, 核心功能不清等问题。通过滁州市居民养老服务需求的调查,构建需求=意愿×能力的模式,研究老人养老服务意愿,支付养 老服务的能力,提出以照护为核心,在居家养老基础上对空巢、独居老人加强社区综合平台的作用,突出高龄、失能、半失能老 人机构养老的支撑作用,引进社会力量,以满足老年人群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关于当前农村社会道德问题的理性思考--以“返乡记”为缘起

近年各种“返乡记”记录了一些农村道德问题引起国人的关注与争论。理性思考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人们对农村改革总体性成就的评价以及未来农村发展的指向。坚持历史的、辩证的理论视角,当前农村社会道德状况总体向好、主流积极;而当前农村存在的道德问题只是伴随农村社会发展进步而来的阵痛;农村变革发展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创造着必要条件;重构“集体”将是消解当前农村社会道德问题最可行之道。     

乡规民约与当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为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要任务之一。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殊性为乡规民约在治理农村环境中作用的发挥提供 了可能。为充分发挥乡规民约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就要科学制定乡规民约,使其适 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建立健全乡规民约制定后的评价机制,使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 善。在基层司法领域中发挥乡规民约解决农村环境纠纷的作用。     

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

本研究使用自编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问卷,对864个残疾人进行施测,旨在调查和了解我国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现状,为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依据。结果表明：超过1／3的残疾人对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评价较低,68．4％的残疾人认为心理健康很重要,90．2％的残疾人认为接受心理健康服务很重要,说明残疾人对心理健康服务的认识和接纳程度较高,需求意愿强烈。在具体的服务目标方面,24．5％的残疾人期望通过心理健康服务能够使家庭生活幸福,21．2％的人希望获得良好的社会适应,19．7％的人希望达到人际和谐。服务内容方面,44．7％的人选择了对家庭婚姻问题的心理咨询,39．7％的人选择了提供心理保健知识。在心理服务形式方面,39．9％的人选择求助兼职或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28．8％的受访者选择了从朋友家人那里寻求支持,而剩余31．4％的受访者选择了什么也不做或自己解决。在具体的形式方面,41．4％的人选择了求助心理热线,38．2％的人选择了专业心理咨询。在选择机构方面,以社区服务站和社区的主页心理服务机构为主,分别占25．5％和25．3％。调查还表明现实生活中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的开展力度较弱。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新常态下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路径的研究

农村城镇化指的是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进行转移,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或城市进行空间流动。我国学术界对农村城镇化主要持三种观点:强调农村现代化;建设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强调农村功能的转变。时下,我国农村城镇化主要面临:发展整体水平低,速度滞后,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大,空间布局不合理,小城镇建设短板阻滞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困境。因此,为适应新常态发展要求,国家可从四条路径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夯实农业基础、依托第二产业支柱、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     

社会工作增权视角下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服务发展路径探讨

当前我国一部分农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老人,其仍处于"能力和资源相对缺乏"的状态,而增权理论认为其相对"弱权"的地位通过自身和"他助"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因而可将增权理论应用于农村老年社会工作中,探索一条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服务的新路径。基于增权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对农村老人的访谈,梳理了增权理论与农村老年社会工作的契合点,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下老年人"弱权"的现状有3个方面: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针对"五保老人",农村老年社会福利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仍待完善,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有待落实等。提出基于增权理论的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的内生和外生两种并行路径。     

政府支出、农村市场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分别以政府支出和农村市场化代表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风险存在“U”型关系,而与农村金融外流存在倒“U”型关系;农村市场化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水平,以及抑制农村金融外流,但是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为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差异化的政府支出政策,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改革,同时,应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关注经济开放和汇率波动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负向效应。     

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以内生交易费用的视角考察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现股权集体股的设置导致部分资产产权不清晰,股权封闭和政经不分带来合作社的内部监督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从而引起村干部管理者寻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市通过集体股确权到户和股权固化,实施合作社“代理记账”,建立村集体财务监管平台和资产交易平台,实现“政经分离”及开放治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经验表明,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恰当发挥是改革的成功前提,同时也要尊重合作社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赋予农民清晰完整的股权,建立顺畅的股权流转体系,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体制的完善;合作社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还有赖于政府实施的外部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