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防控

我国新常态时期的经济发展,承担着有效化解长期粗放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风险以及保证经济提质增效稳定发展的双重任务。但从目前整个经济发展态势看,因受众多因素制约,老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如发展速度下滑较快、人民币汇率走势不稳、城镇化盲目扩张形成多种矛盾等。这对新常态时期"发展与调整"双重任务的实施,既形成制约,又带来新的风险。对此,需要采取诸如夯实推动发展的动力基础、打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继续加大对"短板"的扶持力度、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平台等措施,着力防控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     

论地方债预算的制度逻辑与规范控制

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公共预算,通过预算硬约束规范地方政府发债、用债和还债行为,已取得理论上的共识。《预算法》规范地方债的重心应是地方政府债务收支行为,重新认识预算平衡,赋予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举债的适当空间,将地方债收入和支出纳入现有预算体系,建立以偿债资金来源收入和偿债支出为内容的地方债复式预算,并将地方债收支纳入预算草案中予以编制。地方债预算议案应经过本级人大和中央的双重审批,通过审批的地方债预算法案即成为地方政府发债、用债和还债的具体授权规范,以地方债预算法案的法律效力和法律责任制度抑制地方发债冲动并对地方债收支行为予以监督。如此方使地方政府发债有序,实现地方债预算的全面、规范、公开和透明。     

如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美国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分析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美国亚利桑那州经济遭遇严重衰退,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压力。1992年,亚利桑那州实施了产业集群战略,成功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复苏和转型,并使其成为之后十余年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通过对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战略的制定、调整和集群发展特征的深入分析发现,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科学的战略设计和以"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企业网络组织"为双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只扮演着"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这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黔东南旅游产品特色化发展研究

黔东南州是旅游资源大州,拥有众多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民族文化、人文景观等资源优势。在倡导发展旅游经济的时代,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提升旅游经济的规模和效益,文章盘点了黔东南州旅游资源的特点和布局,分析了当前旅游经济的制约因素,并围绕调整旅游产品结构、强化乡村体验、重视循环经济、打造高端旅游、发挥"非遗"价值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为促进黔东南旅游产品特色化发展阐述了见解和主张。     

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园区的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园区的发展可能就是形态更加高级,内部分工可能更加复杂,整个结构可能更加趋向合理和科学的发展方式。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园区发展会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第一,从量的快速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第二,土地资源驱动园区发展模式的转换;第三,园区的产业链式和集群化的发展趋势;第四,产业园区要素与城区功能结合整合的趋势;第五,创新型科技园区加快建设和发展趋势;第六,生态化园区进一步发展趋势;第七,多样化园区融资体系探索和创新模式;第八,自由贸易园区的探索和发展。     

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快速发展本身也被当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毫无疑问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该主导社会组织的组建。政府过于积极地主导、甚至"操办"社会组织的组建将会违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组建的主导者,而应该是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引导者。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清代养廉银制度研究——兼论其对当今社会高薪养廉的启示

清代养廉银制度是雍正年间出台的一项官吏薪资改革制度,是为了整饬官吏贪腐作风、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弥补国家财政亏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雍正、乾隆完善了养廉银发放的范围和额定标准。养廉银制度的初衷是给予官吏高薪来压制官吏的腐败,但由于缺乏与养廉银制度相适应的监督制裁腐败的机制,所以养廉银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压制腐败,最终养廉银制度破产了,养廉银制度给当今社会的高薪养廉的廉政法治化建设带来了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