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

本文主要介绍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源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社会学族群关系同化范式、权力—冲突范式,并回顾了人类学领域族群性研究的相关启示。传统的客观特征论与晚近对主观认同的强调构成了族群关系与族群性研究的两种主要的分析框架。晚近的研究,强调在民族国家背景下,考虑资源竞争和权力关系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20世纪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的思想冲突

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是20世纪存在较多摩擦的中东两大民族。思想上的冲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产生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教派分属的差异、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的对立以及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思想冲突的主要原因和表现。     

动态环境下联盟竞合、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竞合视角审视联盟组合,结合动态关系观探讨有效的联盟治理机制,揭示了联盟组合中竞合关系(横向竞合、纵向竞合)、治理机制(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动态环境特征(技术波动、竞争强度)的二次调节作用。在不同的竞合关系中,由于合作和竞争的强度不同,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机制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同时,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两种不同环境动态性特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纵向竞合中,运用关系治理比运用契约治理能更好地提升创新绩效,技术波动正向调节契约治理、关系治理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在横向竞合中,运用契约治理比运用关系治理有效,竞争强度加强了契约治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即关系治理在波动的环境中更有效,契约治理在竞争的环境中更有效。本文为企业开展研发联盟组合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管理对策。     

冲突与达鹄:公众参与视野下的长三角公共冲突事件分析——基于2010-2012年的案例

以2010-2012年发生在长三角的公共冲突事件为例,运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对公众参与和公共冲突事件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公共冲突事件起因多与公众的经济权益受损相关,作为中间变量,社会公众往往以非制度化参与致使冲突升级为"威胁","迫使"上级政府出面协调各方利益并终止公共冲突。分析表明:赋予并落实公众公共事务参与权利,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公共冲突问题。     

民主转型中族际冲突的政治制度原因探析

很多多民族国家在经历民主转型后不但没有迎来民族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国家主权的稳固,反而承受长期的族际冲突和政治体系动荡。有三大政治制度原因值得关注:一是投票竞选导向的转型模式易带来族际政治不公,二是民主转型中不平衡的权利配置恶化民族矛盾,三是民主转型中权利(力)规制机制缺陷干扰权利保障,因此,新兴民主国家需要促成政治参与自由化、议会构成公平化、多元权利(力)协调体系权威化以及民族冲突治理机制高效化,最后实现政治发展沿着民族的国家认同强化、民主法治发展和主权稳固的方向进行,而不是向威权政体倒退,以不公正的民族压制来解决民族冲突。     

企业跨国并购后的认知冲突、情绪冲突与文化整合效果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跨国并购企业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化差异、认知性冲突、情绪性冲突之间的关系及文化智力在情绪性冲突与文化整合效果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进行文化整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企业的海外并购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本文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的双重视角考察发现: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正向非线性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门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均呈现倒“N”型关系,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等产业均存在“U”型关系,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表现为正向非线性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政策,兼顾研发资源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创新注意力与企业创新强度

基于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沪深两市2013-2015年间202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606个高管团队为样本数据,考察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在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通过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揭示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影响的内在认知机制,是对现有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了更加契合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