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的感性源头与思维积淀

尽管“比”与古人感性生活在表层形态上的联系越来越不明显,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于男女双人舞中的那种双方意得心许、“超乎空间力的关系”,却始终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并从二人间的亲密、和谐被扩展、提升为社会群体内部的和谐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最后凝结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智慧。这种变化表现在语言学上,则是比的含义从“匕者,比也,比于牡也”到“比者,密也”的外延扩展。而这一变化过程也正是比法思维从孕含于感性生活到被抽象为一种认识、思维方法的早期生成过程。无论作为修辞手法,还是作为表现手法的形式化的比,都不可能将比法思维之原型所具有的那些感性内容给予完满的表达。因此,比法思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使抽象化、形式化的思维模式重新化为具体、可感、生动、形象的主体体验。这是比法思维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亦即它作为具象化的艺术思维的阶段,历来的研究所重视的也正是这个阶段。但是,仅仅止步于此,而忽略了这种民族思维的历史生成,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后来“比兴”概念特定的伦理教化内涵以及比兴体诗特定的审美特征等等都必须在弄清比法思维历史生成过程的前提下,才可得到根源性的解释     

缺失与重建——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

本文认为 ,2 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存有四大误区 ,它们是 :偏狭拘谨的批评视野、理念在先的批评向度、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和机械呆板的批评文体 ,从而导致了批评的无力与苍白。作者认为 ,要走出 2 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误区 ,必须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 ,将文学批评当成一种独特的精神创造活动认真对待     

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计量分析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引起了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的空前关注,总起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把粗放型等同于数量、速度、外延型,把集约型等同于内涵、质量、效益型;二是反对把粗放与外延扩大再生产,集约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等同看待;三是根据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者何者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更大作为划分标准。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首先通过实证回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变动,然后对作出的结论进行论证。     

论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按劳分配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有争议。随着思想解放不断深入以及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提出,对按劳分配作进一步深入探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重新学习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属性的分析,可以得出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要求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我国央行政策目标的选择及分析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 ,中央银行通过制定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 ,但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并不能任意控制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其效应 ,是政策制定者 (中央银行 )与政策调节对象 (公众 )在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结果 ,这种理性决策是双方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一种博弈行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尽管是由央行作出的 ,但却不是由央行单方面主观作出的 ,它是在央行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特别是政策调节对象可能作出的反应及其对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影响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决策科学化的相关因素分析

领导决策科学化是管理科学化的核心 ,是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 ,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领导者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 ,领导者应有的认识是 :调查研究是领导决策科学化的基本方法 ;更新观念是领导决策科学化的根本保证 ;充分发扬民主是领导决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 ;不断提高领导者自身素质是领导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新阐释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不仅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而且是民众权利无漏洞司法救济的"入场券".现有研究囿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及"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影响,原告资格认定标准呈现出过于笼统、抽象和单一化的倾向,导致无法适应新型行政案件的涌现.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阐述不仅仅是立法机关的"专利",司法机关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运用类型化的思维研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实现行政诉讼法学由"粗放型"研究向"精细型"研究的嬗变.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在2004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20世纪中国钢琴曲创作历程

钢琴,是欧洲音乐文化的一个优秀成果。我国是具有消化、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无尽能力的国家。中国钢琴曲对西方钢琴音乐而言,是一种新的钢琴音乐;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又是一种新的中国音乐。２０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提出了对多声思维的客观要求。中国钢琴曲创作成果,是中国现代音乐多声思维创造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钢琴曲的创作历程说明伟大的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并创造自己新的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