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2008—2020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动机是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效率，投资是企业重要的价值增值活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绩效(ROA)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混改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国内少量文献着重分析了混改对国企“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但国企混改所强调的“效率”更侧重的是投入产出比的概念，目前尚无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本文首次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分析了“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和产出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混改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份的持股比例约为20%时，“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达到了最大。研究结论既支持了不同性质股权的资源协同和互补效应，同时也支持了制衡理论的权利纷争负效应。这一结论为混改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政策启示。     

税负调控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不断提高实体企业经营性资产的收益率，逐步降低金融性资产的收益率，引导社会资本流入实体经济。从资产收益率的微观视角研究发现，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的负外部性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庞氏化、僵尸化的加速器，抑制了实体企业创新投入和高质量发展。运用税种、税率、税基、加征或减免等税负调控工具，可以有效发挥税收调控收益分配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流动，提高实体企业经营性资产的收益预期和资金投入，是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基于利益冲突化解的基金最优管理规模的确定

目前有关基金最优管理规模的讨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基金经理和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影响.为此，本文首先提出了化解基金经理和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三大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总潜在可能损失最小规模(即最小损失规模)的确定模型、以及基金生存区间等系列概念及其划分和确定方法；借此对2009年～2019年期间中国基金运营状况进行实证评判，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基金市场经历了管理规模严重过度(2009年～2013年)、管理规模接近生存区间(2014年～2016年)以及管理规模进入生存区间(2017年～2019年)3个阶段. 2)在生存区间内，基金投资者报酬和总潜在可能损失对应的基金规模分别为倒U型和U型曲线，而基金经理报酬对应基金规模则是一条单调递增的曲线，并始终高于基金投资者报酬. 3)在样本期内，处于非适宜生存区间的基金数量占比平均达90.8%,而位于生存区间内的基金仅占9.2%,其中位于职责承诺区间和相对公平区间的基金占比最小，表明中国基金市场运营稳健的基金比例较低，而且从信守承诺和相对公平的角度来评判，中国绝大多数基金经理不合格.依据本文结论，可通过不断提高基金经理能力和市场流动性水平改进和提升基金运营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应加强对职业基金经理人失信失诺行为的约束与监管.     

过度包装假说——对新股长期弱势现象的解释

我国学者对长期弱势现象的研究,在思路上多数借鉴国外,我们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评价重点也放在国外.我们认为,可以用过度包装假说来解释我国新股长期弱势现象.上市公司上市前一年每股收益与新股长期收益率呈现负相关,新股上市前后主营业务息税前利润率增长率与长期收益率呈现正相关,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从长期看,我国新股股价回调是必然的,由此产生新股长期弱势现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高质量发展测度及路径——基于个人账户替代率视角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以来，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统筹城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诸如替代率水平偏低的问题，影响了它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是影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两个主要因素，但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的问题更加严峻，该问题的优化更能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提高。个人账户替代率测算模型的构建能有效揭示当前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对测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显示，缴费水平和投资收益率是影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待遇水平的两大关键因素，可从缴费档次、补贴机制、投资体制和投资机构改革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关于股票红利政策的理论及其实证分析

股票红利政策理论的不成熟，导致股票信用缺乏基础，对于形成稳定的股票市价规律和吸引稳定的投资者是不利的，对于建立规范的股票市场也是不利的。本文拟从西方的M－M模型入手，分析合理的股票红利政策，并对我国的股票市场进行实证研究，以推进我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