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和体制创新

事业单位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形势发展，事业单位所担负的职责，所履行的作用，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推进政事分开、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确立事业单位法人主体地位，维护事业单位法人合法权益，挖掘事业单位自身的潜力，集中自身智慧力量，调动自身的创造性，     

基于产品相关性及研发创新下的销售方式偏好研究

针对零售商捆绑上游多个制造商产品的现状，考察了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制造商进行研发投资降低各自产品成本，零售商进行产品销售并选择分开销售还是捆绑销售。考虑制造商研发行为下，探究供应链成员对不同相关性产品销售方式的偏好。研究发现，（1）对于独立产品，系统成员不存在共同的偏好。（2）对于互补产品，并非"一绑就灵"，分开销售会成为系统成员的共同偏好，而非捆绑销售。（3）对于替代产品，并非不能捆绑，感知价值相差处于中间范围的低成本替代产品和感知价值相差较小的高成本替代产品均在捆绑销售下更有利可图。     

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党政分开、全面攻坚,到20世纪90年代的依法治国、稳步推进,再到21世纪的民主执政、发展党内民主的深入创新,各个阶段呈现其不同的特征,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善治:第三部门管理的众望所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突显了第三部门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但是,正处于成熟与发展中的第三部门面临着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法规不完善、管理水平滞后等很多问题。第三部门的发展迫切需要达到善治,实现从混沌到有序的转变。     

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

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首先,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要涉及到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问题。例如,要正确处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问题,关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问题,关于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的问题,等等,都不能不涉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     

83.74分,上海市发布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

近日,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发布《上海市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2010-2014)》,其中在全国首创了可做纵向比较的政府"法治GDP"指标体系。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市依法行政状况总评分为83.74分,比前五年的78.1分提高了5.64分此外,2015年,上海三中院受理242起"民告官"案,政府无一败诉。     

人大制度：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制度创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成果与人类政治文明共同成果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一项制度创新。它属于间接民主性质的代议制的一种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代议制创新模式,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政党与议会的关系和国家权力构建上。在政治文明架构下推进人大制度建设,应着重于树立宪法权威,确保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进一步理顺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为坚持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目前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模式值得再作研究,它没有提高反而削弱和贬低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地位,加剧了党政职能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的局面,不利于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使人大不能对党委,特别是对党委一把手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电力行业输配分开的福利效应——基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分析

电力行业输配分开对于建设竞争性电力市场,提高电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将配电业务从输电网络中分离后,不同的输电价格形成机制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若输电价格由垄断性输电企业自行决定,则在配电业务边际成本递增且电力需求具有弹性的条件下,社会福利水平会提高;若输电价格由竞争性配电企业竞标确定,则在配电业务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下,不管电力需求是否具有弹性,输配分开都会增进社会福利。与垄断性输电企业自行决定输电价格的机制相比,由竞争性配电企业竞标确定输电价格的机制,更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且,输配分开后,在配电业务边际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直购电安排确实可能会使社会福利得以改善,但这种可能性会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