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我国太极操的发展述评

太极操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对太极操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短板。太极操兴起后,在学校和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如在学校中,主要体现为提倡学校教员学习太极操、开设太极操讲习班、创办太极操研究会、将太极操列为运动会项目等;在社会上,主要体现为参加运动会开幕及闭幕表演、儿童节表演、报纸和讲义的舆论宣传等。不仅如此,太极操还走出国门,远播海外。太极操的全面广泛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梦”研究综述

“中国梦”研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始萌芽、破土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研究高潮阶段。从期刊文献可以看出,各阶段随着时代发展表现出相应的研究特点。整体上,“中国梦”内涵不断丰富,而文献数量整体呈增长态势,特别在近两年研究呈爆发态势。研究也表明,“中国梦”研究在与外国梦文化对比、外国人对“中国梦”的认同、对少年和儿童“中国梦”的培养、“中国梦”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关系与构建这些方面有待加深。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新闻传播教育的三大困境

胡琼、蔡骐在《今传媒》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猛。然而，在喧闹繁荣景象的背后，新闻传播教育依然存在着三大困境。首先，对于本科生教育来说，存在着“学”与“术”的冲突。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本科生教学究竟应该是侧重“学”（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还是侧重“术”（即与媒介相关的动手能力的培养），目前的教育实践经常会顾此失彼。其次，研究生教育则存在着“专”与“广”的矛盾。所谓“专”，就是要学有专长；所谓“广”，就是要全面发展。“既专又广”当然是研究生的理想模式，但作为本科教育与博士生培养的中间环节，许多研究生不知道自己毕业后会继续深造，还是走向媒体。于是在术业有专攻及培养多方面能力以增大就业可能性方面难以抉择。目前的研究生教育由于没有将“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区分开来，使得“专”与“广”的矛盾无法解决。最后，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们应该具备对各种媒介信息的选择、解读、批判以及应用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介素养。我国港台地区早已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     

三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的历史透视

０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突出现象，一是左翼文艺运动给儿童文学注入新鲜血液，二是张天翼创作的三部长篇童话把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三是伴随着“科学救国”的思潮出现了科学文艺创作热。３０年代的儿童文学体现出进一步强化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进程的倾向，并注入了“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但也有某种图式化而缺乏审美化的现象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众多女作家投入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这些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新市民小说创作在大上海名噪一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与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家庭女性。在女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下,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语境影响下,这些家庭女性在家庭身...     

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小说热探源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追寻爱情主题小说。这类小说起源于当时作家们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也受到“五四”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影响。读者群本身就热衷于阅读爱情主题小说,又将阅读这类小说作为宣泄“五四”影响退潮而产生的焦虑的途径。再加上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追求利润,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的出现和发展。在作家、读者、出版商三股力量的合流下,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主题小说的热潮逐渐形成。     

20世纪30年代高校毕业生求职请愿的政治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曾相继发生两次高校毕业生求职请愿运动。这两次求职请愿的发生,除了学生就业难这个原因外,还带有党派政治的背景。出于某些政治目的,国民党CC派控制下的右翼学生团体曾参与并推动了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请愿。高校毕业生求职请愿运动尽管掺杂了政治因素,但却推动了许多就业促进措施的出台,客观上有利于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     

认知图式与《红楼梦》诗词中文化意象的翻译

20世纪70年代,《红楼梦》有了两个英文全译本,分别由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和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译出。这两个译本对《红楼梦》在国外的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小说中的诗词部分,两译本的处理方法也是各有特点。     

边缘之处大有作为

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新诗研究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与挑战：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新诗的“合法性”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人文学术研究的话语图景发生急剧变化的状况下,如何突破自1980年代起由当代诗的写作与批评实践引领而在今天日益陈旧的新启蒙主义／审美主义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