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问题探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对于这项重大的改革,必须适时进行全面、科学的绩效评估,以检验目标实现度、总结成功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内部运行指标、外部影响力指标和反腐绩效指标。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监察机关自身或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评估方式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考察、文本分析等。     

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实证测算与方案模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与资本收入份额的显著提高密不可分,评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适时进行课税调整刻不容缓。基于CHFS2013数据,采用修正的MT指数和效应分解方法,对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整体收入调节效果甚微,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税阶层累退性十分明显;同时,基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趋势,结合14种课税方案的再分配效应模拟,选择将个人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以及财产转让收入一同与劳动收入纳入"大综合"范畴,将财产租赁收入放在"小分类"类别的半综合征税模式,可作为中国下一步个税改革的优化选择。     

论保护规范理论的司法适用及其分析框架

2017年刘广明案判决中,最高法首次引入德国法上的保护规范理论,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基准即"利害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思路。目前我国学界对保护规范理论的争议集中于"能否司法适用"问题上,大致形成"肯定立场"与"否定立场"两种观点,但仍要对保护规范理论"如何具体适用"的实践问题予以回应。鉴于其司法适用混乱现状,有必要统一保护规范理论分析框架,采取"三层次"的分析框架:第一层次中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反的法律规范;第二层次解释争议规范是否属于保护规范;第三层次则判断原告是否属于保护对象。     

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范畴问题

汉语史研究的事实发掘成果卓著,令人目不暇接,但理论滞后于实际的状况却愈显突出,主要症结在于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导致我们连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都十分模糊。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确立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当遵循下面的一些原则:以汉语史研究科学体系为构建框架,突出汉语史科学范畴体系的特点,按相对稳定的定型化思维样式来表述。无论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属性、汉语史研究范畴认识类型,还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视野来看,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包括基本概念、分期理论、史料科学、理论模型、方法论、学术视野、学术评价、学术演化、学术关系、学术价值等。     

耦合用地分区的云南高原村庄分类方法研究——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划分为5种类型,以定性分析为主,科学性不足。云南省在此分类基础上增加兴边固边类,但各地村庄分类情况复杂,标准不一。本文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基于用地分区探究村庄分类,体现“地”与“类”结合的思路,并将“暂不明确类”定义为“精明收缩类”。首先依据云南省高原用地分区标准,采用主导指标及综合分析法,创新耦合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并核验,将村庄分为“坝区村庄”“半山半坝村庄”和“山区村庄”;其次,以频次分析法构建村庄分类评价体系,量化分为五个等级,并说明优先级得到初始分类结果;最后将分区结果和初始分类结果互相耦合,以“区—大类—小类”的分类结构得到石林县“三区五大类十一小类”的村庄分类结果。本文尝试基于用地特征探究云南省高原村庄分类方法,为其他高原地区村庄分类提供实践参考。     

我国公务员多维激励框架的构建——一个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我国公务员工资收入制度改革关键问题在于转变机制,在于建立系统理论和机制设计支撑,最终要解决如何对公务员实施有效激励的问题.基于尽职激励合约和敬业激励合约的分析框架,构建我国公务员经济性激励与非经济性激励的多维激励结构,可以推进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契合.     

英语习语变体的认知阐释

英语习语变体不仅是语用者对习语创造性地应用,也反映了语用者的认知思维方式。人类在认识和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促成了人类的概念,并以特有的方式在语言结构中加以兑现,人类以与生俱来的认知能力,将身体经验和社会经验投射为抽象的概念结构。英语习语的变体是一般认知过程作用于思维、概念的结果。通过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来探讨英语习语变体的现象,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英语习语变体的认知本质。     

汉字笔迹特征之分类

中国古代有关于汉字笔迹特征的论述,却没有系统的分类。汉字笔迹特征的分类有两大角度:笔迹鉴定的角度和笔迹心理分析的角度。文章阐述了汉字笔迹特征的分类情况,提出了力量特征、空间特征、关系特征和神韵特征的汉字笔迹特征的分类方法。     

走向与超越：《世说新语》“类书性”新说

《世说新语》产生于类书尚未真正兴起的时代,与类书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至于齐梁类书勃兴,而类书两大显著的特征,又恰与该书“纂辑旧文”“分门隶事”的撰述方式暗相契合。宋人误将其视为类书或类书之滥觞,应即着眼于此。然而《世说新语》在类目划分上以精神为旨归,而类书则泥于外在物象;在纂辑旧文时既述且作,与类书述而不作的纂述方式也迥异其趣。一度走向类书,又驾类书而上之,《世说新语》纂述方式的成功,正是通过对类书性的超越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