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与儒家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道德,形成了中华法系独具特色的"伦理刑法".而从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角度,都体现出儒家伦理精神.     

试论审判权独立的反向思考

以三权分立思想作为审判权独立的根据在理论上存在不足,三权分立不是法治社会的标志,我国的审判权也不同于西方的司法权。我国的审判权包括普遍意义上的裁判权、具有自身特色的调解权、行政角色浓厚的判决执行权和在政法委统一领导下的政法委决议执行权。从制度功能来看,裁判权、调解权基本等同于司法权,是审判权独立的主体,并且为了防止法官以判逼调,调解权应当独立于裁判权。裁判执行权、政法委决议执行权因不具有居中裁判性质,不是审判权独立的内容。要求审判权完全独立是脱离了中国国情的空想;以审判机构的独立代替审判权独立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没有独立地位法官的审判程序将无法克服程序内在的缺陷。审判权独立应当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办案法官、办案程序与办案保障三者相结合的审判制度。     

“劳教”废止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衔接

劳教废止后,急需新的制度资源来填补。学术观点中主张借鉴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将劳教的适用对象上下靠,分别由下位的治安处罚和上位的刑事处罚来承接的意见具有可行性。因此,需要在现行《刑法》中增加重罪与轻罪分层、保安处分的制度安排;同时构建轻罪法庭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简易快审程序、增设保安处分裁决程序和保安处分执行程序、轻刑缓押等刑事司法机制,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并构建相配套的辅助制度,用法律真实和程序正义来确保实体处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路径研究

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被定义为纠错程序,而无论在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还是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再审的主要功能都是为被判决人保留一条救济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允许法院主动提起再审,与控审分离原则相冲突,也有悖于既判力理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应当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法院与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诉的审查是通过封闭的行政性方式进行的,当事人难以当面发表意见,而对申诉的听证化改造也并非解决申诉难问题的关键。检察机关应当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多地受理、审查当事人的申诉,为审判中立提供外部保障。     

论刑事司法领域下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

法律正义是基本正义,社会正义是更高标准的正义,两者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碰撞、矛盾时有发生,给刑事司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除了是由法律正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以外,还归咎于社会公众基础法律意识的缺失。本文致力于寻求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包括提高社会公众于法律正义的接受限度;理性对待公众舆论,合理引导民意走向;适度考量公众舆论,保障司法独立;确保司法透明、信息公开、判决说理等方面。     

刑事法治实现之路:刑事司法改革

目前 ,刑事法治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刑事司法改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针对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现状 ,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必须坚持严肃、公正、科学与文明的原则 ,强化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少年刑事 司法中的适用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重要原则,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适用该原则。由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增加了我国适用该原则的难度。从宏观上说,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不仅应当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实践,以转化的方式适用该原则,而且还应当进一步调整刑事司法理念以更好地适用该原则。从具体措施来说,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应当通过建立"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统一解释制度,建立我国少年刑事法院,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等方式来更好地适用该原则,从而全面保障我国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     

刑事诉讼非要件事实证明标准探析

狭义的刑事非要件事实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实体性事实,包括量刑事实和诸如逮捕、立案等其他过程事实.证明标准层次化构建的内在机理是在司法动态运作过程中,审判者就不同证明对象的重要性对其证明程度进行区分,实际是控辩双方所提出证据的证明力的差异程度,这种差异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区分重要诉讼权利与一般诉讼权利、以中度、低度证明标准...     

定罪免刑的适用现状与规范判断路径——以256份刑事判决书为实证分析

定罪免刑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在当前积极刑法观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的难以偏废,致使定罪免刑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并不鲜见,然而实证分析揭示出,定罪免刑的实践现状仍然存在着适用标准模糊、法条引用混乱及释法说理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契合刑罚目的和促进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必要厘清定罪免刑条款的适用标准及界限。应当从定罪免刑的尺度基准、性质定位及刑法教义出发,深入探析司法适用陷入困境的背后缘由,澄清定罪免刑制度的认识误区并完善实践适用的判断路径,以期为司法实践的规范运行提供借鉴,从而改变定罪免刑滥用误用的混乱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