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思考

律师的权利,是律师依法独立执业的基本保障。律师只有享有法律赋予的必要的、充分的执业权利,其“保护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才有可能实现。尽管我国现有立法中对律师的权利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由于立法规定的简略、笼统或不适当,导致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这些重要的权利在适用过程中阻力重重。必须在立法上完善我国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使我国律师在法律上获得充分的权利,以维护律师的执业形象,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困境与突破：刑事和解制度之构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运而生,而刑事和解制度是该政策的重要指向和具体措施。立法缺失、观念错位、程序失范所衍生的法律障碍、思想藩篱和制度壁垒,正在挤压销蚀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中国的和合文化及西方的恢复正义为圭臬,确立原则、厘清范围、界定条件、规范程序乃构架刑事和解制度之进路。     

从公正与效率的视角看现行刑事诉讼立案制度的存废

公正与效率是国家司法活动所要追求的两大永恒价值目标,刑事诉讼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一部分,在设置刑事诉讼制度时当然也是以公正与效率作为主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把对公诉案件的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旨在通过立案制度的屏蔽功能与权利保障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所要追求的公正与效率价值。然而经过十年的司法实践,立案制度并未按照立法者所想象的那样发挥它应有的功能。本文拟从公正与效率的视角剖析现行立案程序,从而对刑事立案制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进行反思,并提出一些完善立案制度的建议。     

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的建立与完善

宋英辉、茹艳红指出,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既在章节体例上健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文本,也在许多方面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域外经验,刑事诉讼制度逐步走向科学、民主和精密。增设特别程序,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     

和谐司法语境下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应是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和谐运转对于建立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本文拟从刑事和解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被害人刑事程序权利的保障、遏制刑讯逼供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几个角度,探讨和谐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刑讯逼供的直接诱因和观念诱因的讨论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讯问时,采取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的方法逼取其供认犯罪事实的行为.刑讯逼供的基本特征是以刑讯作为方法,以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为目的.笔者认为,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促使侦查人员产生刑讯逼供动机的直接原因,又有使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现象得以存在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深层次的观念上的原因.     

论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

<正>1996年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对抗式机制的审判方式,但没有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健全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即控方向辩护律师开示证据的义务）的规定尤为不足,这已直接妨碍了控辩对抗和法庭审理的实质化,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于正义和效率的追求。     

我国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回流的刑事立法研究——以欧盟、英国的应对措施为参考

"伊斯兰国"(简称IS)在叙利亚丢失阵地后,如何规制那些参与IS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回流的问题,既是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我国刑法没有专门规定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治罪问题,但为响应联合国2014年通过的第2178号决议,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和2015年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作了明确的规定.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及英国的立法和实践也有相应的规定和应对措施,这些经验对我国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和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等预防和惩处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犯罪标签与我国刑事法治

犯罪标签理论是西方犯罪学中重要的学说之一。它认为 ,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内在性质 ,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 ,即社会将这些行为称作什么以及由这些称呼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个体对这种称谓的反应。个人犯罪就是社会对行为人贴上了标签的结果。这一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基于该理论思考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做到洋为中用 ,期望对我国刑事法学和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