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国家"社会形态下的刑法话语——析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研究意义

对刑法的研究历来被置于国家制度的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以来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古代中原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完全深入,为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一种“远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刑事习惯法也获得了发展与成熟的契机。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存在甚至至今留存的刑事法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当前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践及深入展开有益的探索。     

美国米兰达规则发展探析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判例确立了米兰达规则的基本内容和它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地位。随后爱德华兹诉亚利桑那州、俄亥俄州诉麦卡第、亚利桑那州诉罗伯逊、密苏里州诉帕瑞斯.西伯特等判例,进一步丰富了米兰达规则的内容,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但米兰达规则也遭到了强烈反对,纽约州诉夸尔斯、伊利诺伊州诉劳埃德.伯肯斯、合众国诉奥尔索等判例,使米兰达规则趋于保守,更加注重保障警察如何有效执法。迪克森诉合众国一案,使米兰达规则的地位又得到恢复,但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米兰达规则再次走向保守。     

论刑事诉讼效益

刑事诉讼效益是指刑事诉讼过程和结果的合目的性,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刑事诉讼效益有正负之分,其影响因素有:刑事个案诉讼周期的长短和涉案的司法工作人员数量及素质、刑事司法独立程度、刑事诉讼公正性及其程度及其过程及结果产生理由的透明度。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益,应在加强对当事人和社会民众进行刑事裁决理由公开力度的同时减少司法工作人员人数,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     

英美刑法中的刑事代理责任

刑事代理责任是英美刑法中特有的法律制度,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必须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英美法系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保障机制,以确保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灵活的追求其保护社会的功利目的。但若将这样一种制度移植到我国的刑法体系中,必将在理论上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难以真正落实的局面。     

宽松刑事政策之典型刑罚实践分析

宽松刑事政策是两极化的刑事政策之一端。它在刑罚上典型表现为刑罚轻缓化与行刑社会化。刑罚的人道性、经济性、教育性、复归性、补偿性等思想是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情色内容的治理

我国未成年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网络情色内容带来的公共健康危机,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受害群体。媒介技术提供了违法犯罪低风险的便利条件及不法行为隐蔽性条件。将倚重刑法制裁作为阶段性治理的策略具有必要性,鉴于保护未成年人作为弱者群体权益的专门法在治理网络情色的法律责任条款设立方面不利于刑事责任的衔接,“父爱主义”作为刑事政策优先的理论解释具有合理性。互联网未成年人情色内容法治路径的优化可侧重细化“罪责相当”的可惩罚性标准,加重黑色利益链主体的相应法律责任,在特定情形下追加强制猥亵儿童罪及增设“传播淫秽、色情物品危害未成年人罪”,并对无控制能力的技术运用明确追责。     

论刑事审判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的制约

在职务犯罪"监察调查—刑事诉讼"程序中,监察调查程序自身封闭与检察机关后续制约乏力,导致审前把关虚弱,加之"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凸显了强化刑事审判制约监察调查的必要性。但刑事审判制约监察调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监察权对审判主体的监督威慑、监察程序的规定简陋与调查意见穿透性影响裁判结果。为此,应强化刑事审判对监察调查的制约:首先,优化监察机关"办案质量"业务考评体系;其次,设置"以公诉机关为轴心转移"的检察审查管辖规则;再次,通过取消有损法院权威的协调性规定与操作、优化监察证据审查规则与保障辩护方对质权等措施,确保裁判结论来自庭审程序;最后,厘定监察监督法官与法官独立审判界限,改革监察调查法官的程序设计。     

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辩证关系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刑法理论上的一对基本范畴,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社会危害性是第一性的,刑事违法性是第二性的,社会危害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应在承认实然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对立与冲突的前提下,努力追求二者的相互统一的理想状态。     

刑事诉讼中宽容理念的价值追求与现实依归

我国刑事诉讼法开始倡导和容许个体的意志自由选择,使个人意志得到尊重。旨在揭示宽容理念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形成和发展,阐明宽容司法与传统刑事诉讼秩序的关系,希望有关宽容理念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观能得到重视,以探究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秩序中的宽容度。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和举报人为适应日趋复杂多变的刑事侦查工作和举报风险需要而联合实施的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既能促进警民之间的合作，产生合作剩余，又能节约侦查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为提高悬赏的制度收益，降低悬赏的制度成本，国家应在立法上界定悬赏性质，进一步规范悬赏双方、悬赏赏金及举报人权益的保护，从交易性质、交易主体、交易利益和交易安全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