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新刑诉法针对三类犯罪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如何理性对待该制度并在实践中规范实施是重要议题。目前,该制度在立法层面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存在合宪性等瑕疵,公平性隐患犹存且救济不足。在实施层面也潜伏危机,滥用风险高,易转为变相羁押。当前,亟需对该制度完善立法,规范实施,拓宽权利救济渠道。     

论新刑诉法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角色定位——基层司法实务与新《刑事诉讼法》第5篇第2章的衔接

2012年3月14日第11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原实务界及理论界探讨的刑事和解诉讼理念立法化,并做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广大农村地区侵财类及侵犯人身权利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提供了便捷且社会效果良好的结案方式,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如今正式...     

我国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建路径

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对于庭前会议制度的规定,进一步细化了庭前准备程序,这对于整理和明确讼争要点,保障集中审理,提高诉讼效率,保障控辩平衡,规范公诉权的有效行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国庭前会议程序仅有雏形,具体的运作规则还未规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庭前会议的功能应定位为初步开庭的程序,其具体运作应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中心。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的完善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在基本理念、具体制度、程序设计等方面均有较大改进,既重视与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的融合与接轨,又突出了中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必将大大提高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法制化的进程。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是不完善的,基于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严重缺失的现状,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章第二节用5个条文对技术侦查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从而结束了技术侦查于法无据的局面。技术侦查从而也成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对刑事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的内容广、层次多,尤其使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工作面临了新的挑战。新刑事诉讼法对公民权利进行了全面保障,它要求侦查部门严格按照职责赋予的权力进行侦查,对侦查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同时也对我国刑侦工作的有序发展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在现阶段我国刑事犯罪高发的情势下,刑侦部门必须完善工作机制,转变侦查模式和理念,促进刑侦工作的专业化、信息化和有序化建设,切实提高办案能力和侦查水平,实现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刑侦工作的持续发展。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人权进步的必然要求

年初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中共中央已经研究,将由有关部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在全国人大批准之前,严格控制适用劳教措施,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作为原公安部长、现分管政法的政治局委员,他在正式的政法工作会议上这样表态,意味着中国法学界、司法界呼吁了几十年的废除劳动教养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度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法律后果

为改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前之行为法律定性问题的重新认识 ,本文以理论和事实为论据 ,通过对现行法律存在问题的分析 ,为我国法律规定的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之原则的统一协调运用及确保罪、责、刑相适在实践中具体贯彻执行寻找到一条良好的解决途径 ,加强司法解释和补充立法。     

无罪推定原则初探

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认的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依据。一、天罪推定原则溯源“无罪推定”是针对“有罪推定”提出来的。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实行“有罪推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被确定有罪之前,就被作为罪犯对待,也就是说,只要某人被指控、被怀疑为犯罪的人,他就是罪犯,若不供认,就要受到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直至把供为止。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司法“有罪推定”的专横推断,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十八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