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精神病学鉴定中的鉴定人制度问题

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与实施，鉴定结论作为办案的法定依据，推动了法精神病学鉴定工作在全国普遍迅速地展开。如今经历了20年的探索创建历程，我国的法精神病学鉴定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基本上能够满足公检法在理案过程中对有关法精神病学鉴定证据的要求。     

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保障机制研究

一、完善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法律法规 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必须得到法律上的支撑。因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刑事和解进行完善。一是在《刑法》第二章第一节“刑事责任”及第四章第一节“量刑”中增加“刑事和解”内容的条款，明确刑事和解后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等相关量刑的规定；二是完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哲学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刑事法律思想、列宁的刑事法律思想、中国传统刑事诉讼法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构成了马克思刑事诉讼法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渊源。     

论我国刑事法领域中弱势群体的程序保护

刑事诉讼法要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应当包括刑法所保护的所有犯罪人中的弱势者,因为承担刑事责任能力低下的人,承受诉讼负担的能力也必然低下。同时,刑事诉讼法还应当考虑公平、公正进行诉讼的需要,对给予特殊保护的范围在刑法所保护的弱势群体的基础上要有所扩大。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应当上升为刑事诉讼的原则性要求,并通过具体的程序设计贯彻落实。     

公安机关侦查程序中的律师权利保障——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为背景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权利作了重大修改,赋予了辩护律师准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提出意见权等一系列权利。与美英德法日等国家侦查阶段的律师权利相比,我国对辩护律师权利保护方面立法较晚并有所限制。为充分保障律师权利在实现人权保障、无罪推定以及公正执法等方面的价值,当前公安机关亟需转变讯问思维,强化证据意识,创新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保障机制。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它在推进我国刑事诉讼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和在打击犯罪、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同时，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若干具体规定也暴露出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不足之处。谨就附带民事诉讼、期间、告知义务和辩护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从完善有关规定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法     

诉讼层面的责任缺失与困惑——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法理解析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虽然为犯罪嫌疑人设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却并没有为该项义务的落实规定责任,从而导致侦查人员落实该项义务的随意性,造成骗供、诱供、逼供等现象的发生。然而,如果废除该项义务,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又会导致出现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及付出的代价太大等问题,从而使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会陷入困惑之中。     

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配置规律研究——以宪法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作为"应用之宪法",应体现宪法控制权力、保护权利的精神.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作为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配制原则不符合宪法的精神.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配制应以人权为限,应受正当程序的控制,从而确立审判权的独立、至上的地位.     

《刑事诉讼法》中的错位问题及修改建议

《刑事诉讼法》对诉讼程序的规定，涉及人民法院的上下级关系、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关系，由于混淆了“上级人民法院”与“上一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与“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各级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因此出现了错位问题，使相应的诉讼制度有失科学、严谨。希望在第二次修订时能够注意从这方面予以完善。     

当下刑事诉讼法研究范式的哲学视角与维度

我国既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因与现实状况日益呈现断裂而越发陷入困境。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尝试,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应当以刑事诉讼现代化如何实现为视角,从哲学的立场出发,按照哲学的思维方式对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探讨,应当坚持历史维度,将以往研究从侧重于制度层面的结果考察,拓展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过程考察,将制度背后的支撑理念或诉讼文化纳入到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