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错案追究制"

错案追究制自运行以来存在着许多问题,其所具有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积极效应的一面.本文从多角度分析了错案追究制产生的影响,并对错案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倡导错案追究制应让位于全面的司法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     

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行为的定性

刘明祥在《清华法学》2007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一类案件，行为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及密码、或者猜出密码后，在ATM机上取走了大量现金。对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目前存在较大争议。作者认为，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走大量现金的行为，既不能定盗窃罪，也不能定侵占罪，而应该定信用卡诈骗罪。以“机器不可能被骗”作为否定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理由不可靠。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如同拾得他人的钥匙后用钥匙开门取走财物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拾得信用卡并不等于拾得了信用卡上记载的现金，而信用卡本身也不能成为侵占罪的对象。     

司法领域里的腐败根源及其防治

司法领域里的腐败危害严重。产生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缺陷 ,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 ,地方人大、地方党委监督和领导的畸形化 ,司法的非专业化等。遏制司法腐败 ,应结合我国国情 ,分阶段地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人权刑法——法治背景下的刑法之应然形象

法治的精义在于保护人权,刑法的目的和终极归宿也在于保护人权,人权刑法是法治背景下的刑法之应然形象.人权刑法的实现,有赖于对刑法的存在根据和目的的重新认识,有赖于对罪刑法定主义忠诚维护以及刑法解释上的遵循刑法客观主义的理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刑法

三国时,随着蜀汉政权的政治重心向西南地区靠近,国家刑法更有了实践的条件与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虽政权屡经更替,国家刑法仍然通过地方行政官员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姓而得以直接或者变通地实施。而当地的刑事习惯法,有的则已开始受其原始宗教或外来宗教的影响,形成这一阶段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特色。     

法院调查权与公民通信自由和秘密权：何者优先？

关于法院的调查权与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和秘密权之间究竟何者优先的问题,司法实践部门和法学界争议颇大。徐澜波和陈红的两篇文章就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此一并刊发,供读者参考。     

法治、司法改革与法律共同体

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没有完善的司法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司法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是法律共同体,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能够建构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并使之成为司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法律共同体建构的中坚力量是法学家,司法改革应使法学家阶层成为法治的中心。司法改革为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中国出入境管理体制的抉择

近年来,出入中国边境口岸的人员和货物陡增,与国际社会出入境管理体制相比较,中国的出入境管理体制还欠完善.具体表现为专属中央管理的出入境事务由各级公安部门代为管理,公安部门的属地管辖、多层管理导致区域化壁垒、政令不畅;同时,公安、外交部门在护照管理上信息不通,多头执法,易产生管理漏洞.为与国际移民法接轨构建科学的出入境管理体制,中国应尽早出台<出入境法>;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体制,争取在北京奥运会前,逐步将全国出入境管理统一置于中央政府监管之下;利用<护照法>刚刚出台之契机,统一出入境证件种类和发放程序,增加并细化签证类别,简化出入境手续;重视人员素质提升,实现从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目标转变.     

社会转型期司法冲突关系的理性平衡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刚性与柔性、主动与被动等冲突关系,需要法官理性地加以平衡,回应社会转型时期当事人对司法的特殊需求,从而实现司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