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刘秀之比较——从诸葛亮驳难曹植谈起

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作为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历来为后人所关注和比较.作为文学家的曹植撰<汉二祖优劣论>盛赞光武帝.而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则对曹植所论予以驳难.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较多地考虑光武帝个人才能,后者则强调众多人才的作用.这种分歧,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光武帝作为"中兴"之主大为史家所关注和"热评",自有其历史原因.因此,曹植所论,亦非偶然.     

刘秀退功臣的方式考察

本文进一步具体考察刘秀退功臣的方式,认为刘秀很早就注意对功臣加以控制,并在军事上加强集权,倡导偃武息兵,在经济上和荣誉上给功臣优厚待遇,通过与功臣的长期相处,最终以主要功臣了解刘秀的意图,表现出远离权势的意愿,而刘秀了解功臣想法,顺势剥夺掉功臣官职。     

赤眉兴衰与刘秀帝业创构

赤眉兴衰与刘秀帝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并与其帝业创构相始终,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偶然,更有刘秀集团的人为拉动。就政治意识而言,推动和利用"赤眉之乱"与"更始之败",造就出"天下无主"的局面,为刘秀称帝提供了道义基础和政治前提。在具体的战略安排上,刘秀则牢牢把握住了河北与赤眉两大要素,从经营河北,创构帝业开始,就有了明晰的赤眉战略,在三期战略中,步步推进,最终利用赤眉以覆灭更始,造就出了中兴帝业。     

光武帝的柔道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虽为皇家之胄，但他的父亲刘钦仅为南顿(今河南项城一带)县令，早逝，刘秀在叔父的抚养下长大。少时刘秀并无大志，喜欢务农，处事谨慎，乐于助人。新莽末期，刘縯、刘秀兄弟以皇族刘玄为“更始帝”，起兵争夺天下，公元23年，刘秀，王风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王莽军的主力。同年10月，王莽被起义的市民杀死，刘玄迁都长安。     

以刘秀为例辨析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始终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仍有不少遗憾。以刘秀为例,史家评价充满矛盾,其原因是学术研究领域中残存的某些思维定势与“左”的观念。从刘秀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出身,历史人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一类的历史人物向豪强地主妥协诸方面,可以看出刘秀在其一生中是发展变化的。对刘秀也应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得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论河内郡在刘秀复“汉”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

河内郡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山河怀抱地带,南控虎牢之险,北倚太行之固,是河北通往洛阳的必经之地,咽喉要道。王莽篡汉后,刘氏皇族后裔南阳的刘縯、刘秀兄弟于家乡舂陵起兵,讨伐王莽的大"新"政权。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冬之际刘秀率大军占领河内郡,以河内郡为基地,展开了北伐、西进、南征的复"汉"军事战争,跨越黄河,定都洛阳,最终统一了天下。在复汉战争中,河内郡起到了后勤保障基地、大本营和战略的桥头堡作用,是复汉的基石所在,地位至关重要。     

王莽新国号述论

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古今学人多以为得自地名新都国或爵位新都侯。事实上,若进一步考察前汉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形势,联系王莽篡汉建新前后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的正统思想,则新国号,实取“新”字文义。王莽的成功,在于“新德”、“新”政;王莽的失败,竟也由于“新”政之乱政与“新”名号之乱名号。失败的改革往往比不改革的结果更坏,这就是历史留给后世的教训。     

论刘秀指挥昆阳大捷的战略战术──刘秀军事思想研究之一

昆阳之战是绿林军与莽新政权的一场战略大决战。在这次大战中，刘秀审时度势，冷静分析了军事形势，确立战略方针，在实施时根据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采用了正确的战术，充分显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标志着其军事思想的形成。     

儒士阶层伦理天命观的重建与东汉王朝的建立

王莽改制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招致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使得儒士阶层所期待的理想政治破灭。作为社会精英的儒士阶层并没有随着王莽新朝的崩溃而陷于沉寂,而是进行了群体思考和选择,在刘氏复起的思汉舆论影响下,自觉地对其伦理天命观的取向进行重新构建,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并对东汉一朝的士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秀时期的关中士人及其文学活动

刘秀时期,有大批杰出的关中士人活跃在政治、军事、文化舞台上.他们大多具有儒学背景和廉俭好施、耿直好义的品质.他们不仅以自己卓越的军事才干,为东汉的建立、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以自己出色的政治能力和奉公尽节的精神,为光武中兴局面的出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们的文学活动促进了东汉初年文学的发展,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