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及理论

作为英国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伍尔夫在创作及理论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她认为客观真实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 ,主张通过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来反映生活 ;她眼中未来小说的理想模式是一种诗化的小说 ,表现非个人化的、宇宙和人类的命运。伍尔夫的重要作品《到灯塔去》、《海浪》等都是她的小说理论的具体体现     

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本文从文学翻译中译者与原著、翻译过程、译著、译著读者以及审美活动等几个方面的关系探究译者的主体性     

"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重新解读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

对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的历史评价,历来存在两点分歧:一是怎么理解茅盾所说的我“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二是对他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原因和应作何评价。两者都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现实、国际共运与中共党史史实大背景上作宏观考察。一是茅盾“幻灭”的,是他参与建党时就形成的“革命速胜论”,即认为中国革命是一步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过。二是茅盾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不在主观方面,因为他公开反对一度控制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具此“左”倾思想的党内负责同志看来,不能认为是“表现得好”而予以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这一切充分表现出茅盾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反对错误路线的难能可贵的政治品格与高尚人格。     

主体性理论视域中的现代辩证法

如何理解辩证法,取决于如何理解哲学.如果遵从苏格拉底把哲学理解为对大众信奉意见的批判性检思和启蒙改造,那么辩证法不仅仅与言谈"实践"内在相关,而且更与政治伦理等各种形式的"实践"内在相关.现代启蒙辩证法起始于一种能自我启蒙的主体性哲学.现代主体性背景和根基、坚信主体都具有内在的自我启蒙的潜质与能力,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现代启蒙辩证法的范围和根基等拓宽之后,辩证法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主体性成为现代辩证法的根基,主体性的内在裂变和矛盾冲突也就构成了现代辩证法的核心之所在.这样的现代辩证法不再只是认识论、逻辑学,而更是社会理论、主体性理论和实践理论.和解、分裂、异化、外推、内化等构成了现代启蒙辩证法的主要范畴.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 ,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 ,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 ,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 ,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 ,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 ,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 :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 ,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 ,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 ,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的代表意义     

鲁迅与余华创作母题之比较

鲁迅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其创作影响了以后中国很多作家。余华被认为是当代与鲁迅精神相接近的一位年轻作家。本文试图从创作母题的角度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从他们的相同与相异中探寻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距离,以及时代文化变迁在作家身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论萨特的利益的主体性思想

萨特认为，利益的主体性的前提是人的存在，利益的主体性是一种主观性，利益的主体性能够离开人的社会性，利益的主体性是后天个人实践获得的，利益的主体性是人的根基。萨特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利益的主体性在主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萨特不了解利益的主体性的本质，认为利益的主体性脱离社会关系，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或某种意识和心理表现，因而，萨特没能科学地揭示主体活动的思想动机和利益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挥并不取决于主体对某一需要的意识，而是受着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利益的主体性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     

论音乐活动中人的主体性特征

文章从音乐的创作、表演、欣赏这三大实践环节中,对人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特征作进一步探讨,以实现对音乐本质问题的深入认识。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白先勇短篇小说中意识流创作手法的流变

白先勇尝试运用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技巧——意识流创作手法始于与台湾大学外文系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以后，随着作家自身经历的变化和对意识流创作理论认识的深入，其笔下意识流这一创作手法呈现出鲜明的“模仿试睑一成熟定型——在扬弃中提升”的变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