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消费的理论探讨

国内有关文化消费的研究开始于1985年,但其中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是对文化消费的具体的、定量的分析和调查。近年来,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文化消费日益成为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文章梳理了有关文化消费的各种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文化消费是一个社会行为,绝不仅仅是对文本的消费,永远都受到社会脉络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在文本与实践的消费中,也在创造文化。     

创制性立法的判定标准及方法探讨——兼论地方立法的分类

创制性立法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形式之一,逐渐成为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一个鲜明倾向,更是一把帮助解决"法制统一"与"有效治理"、"立法保守"与"立法创制"、"必要创制"与"合法创制"等多重矛盾的钥匙。但学界对创制性立法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对此,首先需要明确创制性立法之"创制"内涵的多样性、创制性立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以及判断标准等问题。我们可以按照法律文件的关联性、权利义务的创制、立法原则和目的三个标准,从法的名称、立法目的条款、立法根据条款等出发,按照一定步骤,对创制性立法作出判断,并以此将其划分成整体型创制、部分型创制和权利义务型创制、行政强制型创制。     

浅析董康的法律创制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作为一种本土文化资源,在经历了消沉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复兴。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社会转型、孕育于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早在民国时期,以董康为代表,部分法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了全盘接受西方法律文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弊端,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存在于中国本土社会的合理性。虽然其中有些观点过于偏激或武断,但对于中国现代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了研究董康法律创制思想的意义,分析了董康的立法精神和刑罚思想并探讨了董康法律创新思想的现代启示。     

中国数字隐语试析

数字隐语起始于唐宋 ,盛行于明清 ,是汉语发展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各行各业虽然拥有相对封闭的数字隐语 ,但是它们的创制方法还是有章可循的。     

“训民正音”创制过程探微——兼论“训民正音”创制者之争

“训民正音”对丰富、发展朝鲜民族文化和语言有重要意义,是朝鲜历史上的划时代大事,促进了朝鲜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然而围绕“训民正音”的创制始终存在多种争论。世宗对詹事院的设置、《雅乐》的修订、《新撰经济续六典》的编撰以及贡法的修订等四个重大事件的处理,彰显了其确定目标、选拔人才、展开讨论、注重实践的鲜明理政风格。以此视角重新审视世宗对音韵学的研究和派遣弟子赴明学习汉语这两个典型事件的互动关系,可见世宗决策这些重大事件的过程与集贤殿学士们的深度参与密不可分,同时多重史料的解析也可在时间轴上得以互证,其与“训民正音”创制时间节点高度吻合。这些最终都明确指向“训民正音”的创制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是世宗与集贤殿学者合力完成的。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法制运行之特点分析及启示

文章旨在界定农村义务教育法制运行的内涵,梳理百年农村义务教育法制运行脉络,归结其运行特点和规律,从中得出启示,力争为农村义务教育法制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我国文物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我国当前的文物立法存在着文物保护相关法律的执行效果较差、守法自觉性有待提高、立法过程中部门权力的博弈客观上降低了立法效率并影响法律内容的有效表达、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不高、救济措施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益以及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机制尚未形成等诸多问题,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公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其有待改进和完善.     

论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分离及其宪政意义

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关系是宪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宪法创制是特定政治组织对于已有的政治实体和形态作出根本判断的首创性活动,它不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结果,而是某种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因此,宪法创制权作为原始性的政治权力,应该不属于国家权力,而是一种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创设国家权力的权力。研究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分离理论,可以进一步明晰“权大还是法大”的宪政难题,对于维护宪法至上原则、奠定国家权力合法性基础、落实有限政府以及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百代人物汉武帝

历史人物中，有一代之人物，也有百代之人物。汉武帝一生当然有过，但其更化创制之功都为后世所称。甚至他晚年所下的《轮台诏》，公开向天下表示悔悟改过：并改“劳民”政策为“富民”政策，都对后世皇帝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