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美学的“思”与“境”

"思"与"境"是唐代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王昌龄较早提出并阐释"三格"(三思)与"三境",赋予"思"与"境"以诗学、美学的意蕴。后来,唐代关于"思"与"境"的认识大都以此为基准,不断地充实着"思"与"境"的美学内涵。刘禹锡阐发了"境生于象外",皎然提出"取境",司空图倡导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思与境偕,这些都是"思"与"境"问题的理论延伸。"思"是神思,也是构思;"境"是境象,也是意境。然而,其意涵又并非如此单纯,"思"与"境"关涉到景、象、味。唐代美学家以自己的审美卓见深化了对景、象、味的认识,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美学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是一个由感生"思"、感物得"境"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思与境偕"。把"思"与"境"联系在一起,主张"思与境偕",是唐代美学的杰出贡献,对中国美学意境论的影响极为深远。     

试论“三纲”的两种含义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与学术新探索

新时代新征程为学术研究开阔了视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了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时代主题,努力探讨“传统学术的精华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和“剖析典型性命题,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对新课题作深入考察和精心阐释,拿出原创性、时代性、体系性的新成果,定然使研究者和受众成效显著地提升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创造力和旺盛生命力,确立文化自信,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即气论仁"——朱子仁学思想的精神特质

朱子的仁学思想,既是对先秦仁学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佛老之学的自觉回应.就前者而言,他强调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构架下来论仁,其用意在于凸显仁的本体性质;就后者而论,他强调对仁的理解不能流于空虚,更不能离气论仁、离物论仁、离情论仁.朱子仁学的总体精神就是强调虚实之辨.     

朱熹与戴震民本思想之异同

12世纪的朱熹和18世纪的戴震,是中华儒学历史长河中的两位大儒,都有丰富而突出的民本思想和表现.由于其所处地位不同,所处时代不同,民本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探析这种不同,可以加深人们对其历史地位的理解.     

《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九战国蟠虺纹,微型蟠螭纹

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的第三部分《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九.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青铜图法的“战国之变”,导致春秋蟠螭纹被微型化为战国蟠虺纹,阐释其宗教神话政治内涵.     

陶渊明《饮酒·十七》释疑

陶渊明出仕刘牢之镇军参军虽为旧说,但仍令人疑窦丛生.<饮酒·十七>为陶渊明元兴二年秋冬之际服阕闲居的作品,所语"时事",所用修辞等皆契合刘牢之军政实事.<饮酒·十七>为陶渊明出仕刘牢之的重要诗证,对陶渊明仕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