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亲属为人杀私和罪

亲属为人杀私和罪初见于《唐律疏议》,其后的《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私和的本质是通过经济赔偿代替血亲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它是人类法制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却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尊奉的儒家伦理道德要求完全无法共存。私和罪的确立就是统治者为加强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结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对私和现象做出的制度回应。该罪名确立后,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大明律》减轻了其法定刑;《大清律例》在加重常人私和、卑幼私和的法定刑的同时减轻尊长私和、卑幼行求的法定刑。在《后唐书》《刑案汇览》中有私和罪相关案例,明清小说中也有相关故事可以反映该罪名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情况及人们对它的认识观念。     

交易手续费调整对我国股指期货市场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理论分析了交易手续费影响市场质量各指标的机制,并基于2012年9月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下调交易手续费的自然实验对该理论解释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交易手续费对市场成交量和流动性具有反向影响,对波动性具有非对称的正向影响;下调交易手续费带来的市场信息效率和流动性水平的提高,抑制了噪音交易者对市场波动性的促进作用,从而造成交易手续费调整对价格波动性具有非对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2012年9月的交易手续费下调事件显著促进了我国股指期货市场成交量的提高,但并未对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产生显著影响。     

认真对待无罪命题

刑事程序向来关注罪刑治理而边缘化无罪命题。然而,与定罪判定一样,无罪裁判也是刑事诉讼的一种自然结局。刑事程序的无罪命题是一个实践命题、制度命题和理论命题。立法与司法体系必须打造一种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保障公民不被误卷入刑事程序以及将被误卷入其中的公民及时解放出来,恢复其清白与自由。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应当被构筑为一种自治、开放且富于反思性、执行力的制度体系,注重权力规制与正当程序控制,最大程度地实践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大宪章的精神实质。同时,必须反思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寻求价值观革新、制度变革与政策优化,完善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并注重微观行动与个案层面的努力。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替代率研究

鉴于职业年金计划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养老保险改革造成的待遇下降问题,且多国已从中收益,中国也将其作为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必需工具,国办发[2015]18号文件就要求职业年金制度应于2014年10月初确立实施.但是由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计划执行年限较短,一系列相关问题开始显现,如保障水平略低、收益渠道受限、配套措施缺失等.为此,建议及时采取灵活选取参保方式、开放创新投资手段、完善配套规定等措施来促进职业年金顺利发挥自身优势.     

“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建设管理策略研究

随着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学科群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学科建设进程中最具有探索性和方向性的新动向。探讨了传统学科管理模式对学科群建设的管理带来的障碍,提出在“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并从建立科学的投入及协调管理制度、引入过程监管机制、建立成效评价制度三个方面探讨了“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建设管理的策略。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模式纷繁复杂,城乡关系的变动塑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 文章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视角,以城乡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对比,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形式与特征。 2012 年至今的新发展阶段,集体经济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基础逐步具备,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创立生态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衰竭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提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