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激励的优化与最优工期的选择

对于科技研发等具有明显时间价值的项目以及水电站建设等大型项目而言,提前完工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基于资源、进度和成本因素的考虑,外包成为此类项目的战略选择。当前对项目收益激励及工期优化问题的研究较多基于确定性工期或非合作视角,在实际施工中由于外生变量的影响工期往往不确定,因此分析工期不确定情况下,考虑参与各方的风险偏好,设计基于合作的激励机制对项目外包实践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分别制定了工期确定、工期不确定情况下的激励合同;通过模型对比,分析外界因素、承包商、分包商各自对激励机制设计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基于收益最大化的联盟合作在工期确定时可以达到,在工期不确定时可以通过基于信任的Partnering项目管理模式达到。最后提出了对于外包项目激励机制设计的一些建议。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去,老年人口比例即将达到历史最高峰,为迎接人口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国家已经提出把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保障农村居民晚年基本生活的主要渠道。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首先是要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分析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传统理念、方式及路径依赖,挖掘"传统养老保障""老农保制度"与"新农保制度"变迁的原因及机理并探寻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路径依赖为:"试验—试点—全国"模式下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土地养老与家庭养老的依赖;分析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趋势:社会化农村养老保险与政府主导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建立、农村集体土地的入市收益平衡农村社保基金是基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探明方向。     

唐代舍利瘗埋制度之“金棺银椁”探析

舍利本意为佛陀精神的象征,是超越世俗寻求解脱的智慧所在,而棺椁作为葬礼器物是世俗礼法的象征,它内涵尘世情感和社会秩序,不在同一范畴的两者机缘之下在唐代被组合到了一起,唐朝成就了舍利的棺椁瘗埋制度。这一奇妙的组合方式并不偶然与单薄,而是时代与思潮驱使下的必然结果,在唐朝佛教中国化与创新性包容性佛学氛围的相互成就,自上而下的崇佛风潮将崇佛的世俗化推向极致,"金棺银椁"的瘗埋制度便是在中国化、世俗化、创新性、包容性等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每一种佛教物质文化的背后都承载着丰富的思想,他们是对各个时期佛教气象的彰显,通过对佛教物质文化的解读,发现它完全可以作为一条审视佛教发展与特点的新路径。     

使命型政党与中国的现代化建构——基于历史之维的审视

现代化是近现代迄今中国社会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觉担负起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政党主导型。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使命的承担也必然是分阶段、分步骤的:首先求得民族独立,这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其次集中推进经济发展,这是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继而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最终普遍、有效确立现代性的价值理念,这是现代化的价值确证。中国共产党主导推动的现代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注重规划设计与组织动员、具有使命情怀与高远立意、强调政党建设与自我革命。     

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的制度逻辑、地方实践与优化路径

非公企业是助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组织实体,是推进"中国之治"的重要力量。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深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持续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以广州为代表的地方实践响应中央顶层设计部署和非公企业发展需求,坚持"一条主线"(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两路并进"("强党建""强引领"两手抓)、"三化同步"(标准化、制度化和品牌化同向发力),努力把非公企业党组织打造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推动企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立足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的重点是完善制度建设、理顺运行机制和建强人才队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分析

目前中国政府下大力气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政府成为农村初级医疗保障制度创新的外在推动力,但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建设滞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保障没有确立;还缺乏推行合作医疗政策和合作医疗立法的原动力,即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体角色的农民,多数缺乏参加合作医疗的能力、主观积极性;作为主体的农民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地接受各种规定,缺乏农民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机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内在缺陷。     

日本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制度变迁

金融制度主要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类型。后发展国家日本实行的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这一制度安排对于有效配置稀缺金融资源、促进战后日本工业化赶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完成,其金融制度也面临着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问题。因为在经济赶超阶段有发达国家为样板,政府在制定引导经济符合政府战略意图的特定政策方面,拥有信息上的比较优势。通过对金融业的一系列管制,使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能够比市场更高效率地配置金融资源。而在实现经济赶超后,政府虽然逐渐丧失了这种比较信息优势,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拥有更高的效率,由此引致日本金融制度的变迁。     

日本对东盟政策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可以划分为各具特点的若干阶段。日本对东盟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均有所调整。同时,日本对东盟政策也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过程中,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论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都或多或少与其对华政策相关。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对东盟关系中中国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定位与对中日关系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互为表里,虚实相间。     

日美韩合作与朝核问题

冷战后围绕朝核问题的日美韩合作逐渐发展起来。它是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的产物。由于其建立在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对立面存在于合作框架外,因而具有排他性和冷战倾向。日美韩合作在1993年至1999年形成机制化,主要作为高压装置而存在,对朝鲜是一种威慑。日美韩合作于2003年被纳入六方会谈框架后,逐渐显露出弱化的迹象。这主要表现为两个趋势同时发展:在日美加强合作的同时,韩国的离心倾向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