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日澳关系之变迁——由宿敌到伙伴

对二战前后的日澳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回顾,论述了两国地区合作的前奏、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的互动,分析了冷战后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形成,指出在亚太地区这一空间背景下来考察日澳关系的变迁,不但对于这一双边关系本身,而且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走向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两岸交流的新趋势与新格局

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两会中断近十年之后的首次复谈中取得积极成果,确定从7月份起启动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这是两会迄今为止在两岸交流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因而受到了两岸同胞及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这预示着作为20多年来两岸关系发展中最活跃因素的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将会获得新的动力,迈向新的阶段。     

日本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与意义

日本首相野田拟提倡以美日为主轴的新外交战略“太平洋宪章”,以建构经济合作与解决纷争等区域整体准则.日本政府在经济上联手美国的战略意图越加清晰.从日美经贸关系看日本在TPP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日美联手TPP将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日本和美国将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日本参与美国主导的TPP有利于美国整合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美参与TPP进一步促进两国同盟关系.     

十年来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选择——从东亚共同体到两个贸易协定

进入新世纪,日本对外经济战略几经波折,东亚共同体构想被搁置,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因为国内存在不同意见而进展缓慢,目前又启动了日中韩自贸协定谈判。这反映出日本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调整过程中进行战略选择面临的困境,也反映了其试图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东亚政治、经济现实,使日本搁置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但其加强东亚经济合作的思想并未改变。日本对美国"重返亚洲"主导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意向。出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综合考虑,推进对两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参与,将是日本今后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     

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重大突破与发展方向

儿童福利政策的重大突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于2010年11月出台,国家第一次直接通过现金补贴的形式为福利机构内外的孤儿提供制度性保障,标志着中国在儿童福利政策方面的重大突破,也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对于儿童福利的观念和认识发生重要转变。从福利理念上看     

“自贸区”颠覆全球贸易新秩序——全球新近“自由贸易区”的兴起和游戏规则秩序的高屋建瓴

正全球的发达国家兴起新一轮来势凶猛的"自贸区"~①建设。2013年8月1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公告宣布,欧盟与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贸易协定当日正式生效实施(拟议中的这个协定,将向更多的拉美其他国家开放、不久也将有更多的拉美国家加入这一贸易协定),美国、欧盟全力主导TPP("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简称TPP)、TTI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简称TTIP)等开辟"自贸区"建设的顶峰之作。全球兴起"自贸     

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制度性事实视域中伦理规范的“事实性”与“规范性”

伦理规范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原始事实与信念的关系,这根源于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特征。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和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说明,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之间具有本质联系,集体信念是伦理规范的构成性条件,伦理规范的“事实性”及其“规范性”特征是以集体信念为基础,因而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这一论题对伦理规范的基础以及现代性条件下伦理规范时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论跨域治理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代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面对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个治理主体难以解决,需要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文以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阐明为了有效应对跨域公共问题,需要跨域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     

日本内阁制变迁进程中的制度性贫困探析

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为恢复在战争中被摧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掀起了改革政府行政制度的热潮,以期通过行政制度指导经济的发展来寻求经济的腾飞。内阁制是行政制度的核心,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日本新宪法明确了内阁制的方向并赋予了内阁极大的权限,但最终却造成了内阁制的冗余,因此我们要取日本内阁制之精华,去日本内阁制之糟粕,健全国务院制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伴随着城市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如何在土地城市化过程中顺利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成为我国城市化由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的重要问题。然而,本文基于浙江富阳、德清和宁波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远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失地农民普遍存在被城市化的感受。为探究其中原因,本文利用方差分析方法,从两个维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尽管发达地区失地农民获得了丰厚的物质补偿,但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度较低,这其中虽与失地农民个体特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因素,其中,较低的征地过程信息透明度和农用地征转用增值收入分配决策民主化程度是关键因素,缺乏长效的失地后就业安置是重要原因。前者影响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心里认同,后者制约了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归属。两者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延滞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