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

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结构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结构,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从根本上阻碍劳务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明显的一种状态,是发展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内部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上所呈现的二重性质的称谓.     

城市群一体化管理体制创新的制度安排——基于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视角

从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区域公共治理理念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范和行政壁垒的存在等因素,建立和创新一套有利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区域管理体制,已成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的最紧迫任务,要形成区域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使区域间的公共问题高效率解决,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行政壁垒。必须要推动省级区域立法支持,创新区域公共政策,完善区域政府竞争与合作规则,完善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和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创新,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农村金融困境与非正规金融体系重构

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已出现边缘化的迹象。分析农村金融困境的发生机理,进而引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缺失的可能因素,结果表明,统筹城乡失调的农村金融供需结构偏差是其根源。农村非正规金融和统筹城乡进程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必须以统筹观念为指引,推动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南京暴行:日军行为背后的制度安排

"模拟血缘关系"的属性使日本人极易形成集团的集合及等级观。其在军队的表现形式为:内部虐待盛行与为"家庭成员"复仇的现象并存。饱受虐待的士兵在异国他乡往往对外族人表现出加倍的暴虐;"家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因而日本士兵普遍对中国人持歧视和鄙夷的心态;以神话、绝对化、家长化为特征的天皇体制使中间权力相对化,这使得日本各级军官及士兵在战场上常常表现出异常的"主动性"。在上述"制度安排"的综合作用下,在经历了上海血战后,当南京守军拒绝不战而降时,南京暴行也就在所难免。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判教

藏传佛教各宗派为了树立本派的正统和权威,对佛教经典从形式到内容给予安排和估价,用来确定本宗为佛的最完满说教.格鲁派基于"缘起自性空"的思想理论,对显密经典和教法进行分别,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宗派的判教思想.     

市场转型中的农民工和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中心制度,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发生重大变化领域之一,劳动合同研究对于农民工权益保护这个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田野调查为依据,从企业组织设计和国家制度安排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不对称的雇用契约向家长福利制、指标性契约、规范性契约等三种新的雇用契约变化。最后,文章提出了建设稳定和谐的劳资新秩序必须塑造劳动合同的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约束机制等若干政策建议。     

和谐社会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伦理分析

制度伦理,简单讲就是指制度的合理性,即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认识与评判.从制度伦理的维度分析,效率是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合道德性要求,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价值目标.     

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如何体现?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别于经济结构转化已完成的国家和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中国农业现代化需要同时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在市场化背景下更重视农民增收,通过对农民的常规性经济激励及其他体系化安排实现农产品持续增产.围绕这一目标体系及优先顺序的转变,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要素流转、农业保护等实现方式也应该体现出异质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及其中国化

必须按照整体性、实践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原则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按照客观世界的发展、人的认识发展、人的自身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思路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体系,要求我们不仅对各个层面的规律作出探讨,而且也对不同层面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出探讨,正是这些探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体系的构建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关系,既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特征已经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体系之中,也表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落实中,必须统筹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内容的构成和体系的构建,以及教学进度的安排.     

公平分配:考问当代中国的公平理念

公平分配是社会生活永恒的道德难题.绝对的公平不过是一种理念,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因而公平分配只能是一种制度选择.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分配不应是简单地缩小差距,而应该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分配过程中都受到公平的对待,获得其应得份额,从而实现社会生活成本的合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