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必要的张力: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外之分

作为社会学史的一部分,社会学思想史以思想史或社会学视角研究社会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结合文本解读对思想演变做出解释。既有的社会学思想史研究大体上均可以归类为内部主义或外部主义研究框架,但这两种框架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从美国社会学家卡米克和亚历山大的争论出发,梳理两位学者在解释人物思想形成、社会理论发展和社会学变迁三方面的不同立场,在比较的基础上讨论这场争论与内外之分相关的三项议题,进而对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的含义、具体解释机制以及两者的关系展开阐述。     

移情式“题咏”与清代《红楼梦》的日常化品评

《红楼梦》在清代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题咏”作品。“题咏”者不仅基于自身视角重新熔铸《红楼梦》的文本情节及其意义,且通过移情式品评展开与《红楼梦》文本的交流对话。作为“题咏”者主体表达与写作欲望的集中体现,“题咏”作品展现出一种兼顾《红楼梦》文本所写、“题咏”者实际境遇及阅读时的心理感受等复杂状况的碎片化阅读乐趣或精神体验。此类碎片化阅读体验往往发生于当时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中,并在“阅读—书写”的固化抒情模式中深度表露了“题咏”者日常阅读的一般精神常态与闲适消遣状态。因此,考察当时人移情式“题咏”的阅读活动,有助于探讨《红楼梦》后世接受的推进方式,藉此分析《红楼梦》在当时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价值。     

居安思危：科学技术史学科向何处去

第四轮学科评估后,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的发展状况出现了显著变化,有些学科点借助学科评估而顺利扩张,有些学科点则被裁撤或者举步维艰。这是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如何有力促进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是现有27个学科点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而且也是全国范围内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必须思考的一个迫切问题。从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看,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将面临四个方向性选择,何去何从,颇值得深入思考。     

《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

《史记》除纪史外,亦有政论,其中表达了对社会史现象“民劳”的同情,对行政史现象“劳民”的批评。相关文字,不仅载录了社会生活史和行政管理史的重要信息,也是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唯物史观重视“劳动”的历史意义。“劳动”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人类初生的历史进程中,还对漫长的文明进步,包括生产革命、科学发明、文化创新等发生重要的作用。“劳动史”或曰“劳作史”应当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方向。在这样的认识基点上理解《史记》有关“民劳”“劳民”的史事记录与政治批判,是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史记》所见帝王“其身劳于天下之民”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诚斋易传》的历史与意义的世界--杨万里易学思想研究

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是义理派史事宗非常重要并独具特点的著作.此书思想与程颐的《伊川易传》相一致,并注重人事,引史传印证《周易》,将《周易》一书的本质概括为通变,并确立以心为主体的本体论,引史证经只不过是达此目的手段而已,是对意义世界的展示,杨万里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认为"易之道,天理而已",认为这个理想的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中正"原则,其根源是天理,由此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     

1949年国民党上海市银行的接收清理与结束

上海市银行于1929年由上海市政府设立,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一家典型地方政府银行。上海解放后,根据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规定,被新中国政府列入接管的范围。1949年原国民党上海市银行被接收、清理和结束表明,原上海市银行的体制、机制、组织人事,更多地带有政府机关的特征,其业务经营也主要服务于原上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及日常运作,这是该银行的基本属性使然。上海市银行与四行二局往来联系较密切,是整个官僚资本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天津城市兴起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经济关系为例(1860～1937)

在近代天津城市史及华北区域史研究中,天津城市与周边地区集市(镇)关系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作者以城乡经济关系为视角,通过对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间商品交流、工农业分工及人口迁移等初步考察,揭示了大城市兴起对区域市场整合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919～1929年拉达克与中国新疆、西藏的贸易

本文主要依据来自英国印度事务部的贸易档案资料,对1919～1929年拉达克与中国新疆和西藏的贸易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和分析,归纳出这一时期它们之间在贸易额、主要贸易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呈现的特点,揭示出影响这一贸易的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