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势力干预下的阿富汗族群冲突特点及影响

族群问题是影响阿富汗内政的关键因素。阿富汗族群冲突因外部势力干预而起。自杜兰尼王朝以来,在外部势力干预下,阿富汗族群关系逐渐恶化,族群成为外部势力干预阿富汗内政的主要工具,同时阿富汗族群问题导致赞助政治迅速发展,并逐渐伊斯兰化。在内部纷争和外部介入下,阿富汗族群冲突引发了阿富汗国内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安全问题,并扩散至全球范围,为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深远影响。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族群冲突的和解仍将面临内部权力纷争和国族认同缺失、外部势力干预和国际恐怖主义上扬等多重挑战。     

论现代社会中的关键组织

以提出并解释“关键组织”的概念为起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详细考察了社会体系内组织势力的消长关系。     

完善民主法制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势力主导的社会矛盾的制衡态,在明确其性质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正视矛盾,完善民主法制,抑制、克服旧的统治势力,利用和控制自由资本势力,改造小农经济,强化社会主义势力对社会矛盾的主导与制衡,才能真正建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平台型市场势力与贸易便利化改革路径

平台型市场势力对贸易市场竞争结构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不得不将平台型市场势力纳入决策视野。文章通过三阶段序贯博弈模型及均衡分析,揭示了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理论机制,阐释了平台型市场势力视域下贸易便利化改革方案甄选的均衡路径。研究发现,在与政府、企业的三阶段序贯博弈互动中,跨境贸易平台凭借交叉网络外部性、战略弹性、系统锁定优势与信息结构洞优势获得对生产企业维持性价格的支配力,平台型市场势力已成为决定政府选择贸易政策改革方案的关键因素;当引入平台型市场势力后,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面临全国不干预的非稳定均衡、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消极均衡、欠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积极均衡和全国全面改革的消极均衡4类方案选择;在平台型市场势力足够强大并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区别于传统改革路径,政府先在欠发达地区启动和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是一种理想路径选择,合理规制平台型市场势力和实现有序竞争有利于避免贸易改革陷入消极均衡陷阱。文章为平台型市场势力影响国际贸易政策演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政府科学选择贸易便利化改革路径提供了平台化视野的决策依据和启示。     

晚清中央地方关系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构建统一市场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而政治权力分割对市场分割又有着关键性作用。以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大米市场作为考察对象，我们研究了晚清地方督抚的政治势力扩张带来的市场分割。依托米价数据与清末官员数据，构建了涵盖195个府的米价相对离差数据库与官员政治网络数据库，并通过DID回归分析发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军与淮军势力崛起，显著扩大了湘军淮军督抚控制区与清政府控制区间的米价离差。在进一步对这种市场分割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时，我们利用IV-2SLS估计发现清代市场分割对民国的市场分割也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影响。     

长庆元年复试案的党争背景考论

长庆元年(821)复试案是唐史学界引证和争论频度相当高的事件,全面考证有关史实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此案是唐后期弑君立君宦官势力集团通过培植朝臣朋党势力维护既得权益与尊君削藩势力斗争在权贵操纵科举中的外在表现.李德裕并非此案中的关键作用人物,但是他一向维护君国利益,因而成为朋党势力斗争的牺牲品.许多学者认为长庆元年(821)复试案是唐后期延续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之起源,而且将其归因于李德裕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的个人恩怨,这是值得商榷的.     

从市场势力到有效市场势力--以中国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为例

企业层面市场势力及其福利损失的准确估计是产业组织领域的基础性研究问题,厘清市场份额、市场势力及福利损失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为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并帮助企业决策。本文定义"有效市场势力"为企业销售额所占市场份额和Lerner指数的乘积,并证实在给定的垄断竞争行业中有效市场势力与福利损失存在近似线性关系,因此从福利分析的角度,有效市场势力比市场势力更需要被重视。通过理论分析,本文给出了企业层面市场势力和福利损失的估计方法,修正了以产出价值量代替实物量进行生产函数估计时存在的偏误。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将相关方法应用于中国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研究,发现1999~2015年中国上市化药企业平均市场势力为0.149,未表现出太强的垄断性;样本期间每家上市化药企业每年平均福利损失为0.76亿元,约占营业收入的7%;政府规制对化药企业市场势力和有效市场势力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近年来该影响趋于稳定,因此放弃直接的药品价格规制转而依靠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和反垄断规制不会对化学药品制剂市场产生剧烈影响。     

汉灵帝末期地方州牧制度的重建与效果

在西汉武帝时，刺史职能仅限于监察。然随中央权力之扩张，刺史始在地方寻求更多利益。光武帝后，刺史获得军权和举荐官之权，且无需赴京师考评，监察权侵蚀行政权，表明中央权力的涣散。州牧废置反复，汉代州牧乃上古时期“想象”的地方最高长官，在多种危机集中爆发之际，灵帝通过州牧制度的重塑，希望强化中央政权在地方的正当性与神圣性。然而，这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尽管灵帝并未计划将州牧制度变为常规，但由于急逝，州牧的再建产生相反的效果。州牧的建制并未解决问题，反而促成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说明应该制定更为稳定、可持续的政策来缓解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而非依赖临时措施来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