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古代祭祀活动与中国法的起源

华夏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祭祀行为可谓源远流长,由祭祀活动产生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内容之一.古代祭祀活动不仅对中国法的起源,而且对中国法的精神及原则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基于《狂人日记》的再考察

五四新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是“个性解放”,也因此,在叙事上“五四”被一般地定性为“人的发现”。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的发现”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重大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问题尚待辨明。通过考察《狂人日记》等文本,我们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主题并非“礼教吃人”这种简约化概括所能包纳,而且所谓“吃人”,其真正的内涵是“非人”或“非人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狂人正是在一种“罪感”的驱迫之下,在正视自身的(人的)“非人的状态”中获得了人的自觉,并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人的观念”。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内核及其独特价值。这是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呐喊。所以,所谓“奠基”者是指,五四新文化就建基于这一“个体”/“人”之上,它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性和根底性意识而被鲁迅天才地把握到的,并第一次掘发出来的。     

真正的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背景下,多边主义理念、制度与行动正遭遇严峻挑战。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维护者与发展者,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真正的多边主义内涵丰富,体系清晰,包括守正出新的价值观、公平正义的规则观、问题导向的行动观和责任担当的角色观。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问题意识、目标导向和治理路径上高度同构,符合当今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秩序结构与文明结构转型的现状,在与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对照中体现出自身优势,并可以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发挥团结作用、引领作用与塑造作用,有利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与能力基础。中国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进步的一边。     

史学经典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久远历史发展的根脉,是民族伟大创造力的源泉,在今天应当大力发扬光大。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产生和锻造任务繁重,涉及浩瀚的典籍,亟须采用俯察众流、抓住关键的方法。《史记》是一部产生于中华民族青春勃发时代,内容博大厚重,凝聚着古代先贤智慧、体现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史学经典,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和提升起到极大作用。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进行深入的发掘、阐释,能够确有根据地总结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坚韧性、优良性和融通性的宝贵特点,中华民族形成了五大文化基因：弘扬传统是中华文化的根脉;革新创造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动力;加强统一、团结凝聚是中华文化战胜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和谐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如此独特、坚韧、强大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壮大发展、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     

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人物叙述机制——由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引发的思考

周梅森的两部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与此前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不同,“块茎状”、多元中心主义“复式”文本结构模式,带来的是主要人物由一元化趋于多元化,显示的是改革阻逆力量虽一度存在甚或曾经较为强大,却无法阻碍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与企业的正向发展;改革历程虽愈显艰难曲折与复杂,却也从侧面衬托出发展的可贵与不可阻抑,愈加显现维护改革以及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力、执行力。小说关于“反面人物”与“类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是这两部小说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与维度。运用福斯特的“扁平人物”观与“圆形人物”观,可以解析两部长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小人物的人物叙述机制。这些都为该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能给予当代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隐性作者与神话创制:论“艺术的苏格拉底”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了“艺术的苏格拉底”是否可能的疑问,这实际上关涉感性与理性能否在个人身上进行统一的问题。苏格拉底的哲人身份意味着一种严格的理性,“艺术”则彰显着个人的创造力和非理性倾向。作为作者,《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一方面凸显着他的城邦创制,另一方面又以“驱逐诗人”为噱头创制诗之规则。苏格拉底通过厄洛斯神话表露出他作为诗人及作者神秘而感性的一面。“艺术的苏格拉底”确有可能,它的实现将为现代人探寻丰满的德性生活提供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本逻辑蕴含

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能够更好地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型发展、结构协调型发展和包容型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国家“十四五”规划都进一步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任务要求,由此可见,教育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毫无疑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必然也要贯彻和落实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此,如何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对其逻辑内涵有一个科学认识和精准把握。本文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新时代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为指导,对人本化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内涵进行探析。     

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乌托邦式的超越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思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危机的深刻反思,达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高峰。通过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的政治”“单向度的文化”“单向度的语言”“单向度的哲学”的阐述,可以将“单向度”的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为了超越“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提出了包括爱欲解放论、艺术革命论、自然革命论的革命新理论,但是这些革命新理论都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可以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思想中获取很多启发和警示意义。     

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法哲学透视

离婚冷静期引发对婚姻自由的争议,也表征当下婚姻伦理退化的事实。从法哲学视角看,离婚冷静期制度现象背后意在透视任性自由并非自由的展现这一命题,而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个体独立性和实体伦理性的统一。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种任性自由在现代性的宰制下以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形式侵入现代婚姻伦理生活,把婚姻关系仅仅建制在“性的关系”“民事契约”“爱的感觉”之上,而无视婚姻的实体性,由此导致婚姻世界的现实大逃亡和精神家园的荒芜。因此,反思当下的婚姻关系,需要澄明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理解婚姻关系的爱的生发前提,找回婚姻的神圣性和仪式感,重视有爱的婚姻伦理基础,规范离婚的任性行为,从而才能更好地构建“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的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