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魂——潘玉良传》看石楠创作的得与失

《画魂———潘玉良传》是石楠的第一部传记文学,奠定了一些基本特征,其后石楠的创作在文本内容、写作方法和艺术特征上都延续体现了这些范式。这部作品及以后的诸多创作,使石楠成为别具一格的传记作家。石楠是一个优秀的传记作家,但其作品也有一些束缚的东西,比如类我化人物的选择,小说式的细节,对人物的美化等。     

李清照出生时间考辨

关于李清照的出生时间,历来颇有争议。根据《金石录后序》所记载,建中靖国辛巳年间,赵明诚二十一岁,是年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这一年后,李清照家庭遭遇变故,其父李格非被编入元祜党籍,被贬象郡,据此推测《后序》所说的十八岁后经历忧患得失的一年当为清照与明诚结婚的这一年,也因为这一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以后共同经历了很多磨难,所以清照记忆尤深。据此推测,李清照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     

中央红军会理攻坚战述论

会理攻坚战是中央红军长征在四川时的一场重要战斗。因红军伤亡过大且攻城失利,所以当时党内军内非议颇多。本文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红军攻城的有利与不利因素,从而说明这次战斗的失利对于中央红军迅速北上并突破国民党大渡河防线仍有积极的影响。     

领导干部要戒“三自”

有一种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虽然工作很努力,政绩也比较突出,但由于在工作和生活中过于“自我”,致使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差。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总是与其思想道德修养紧密相联的。因此,领导干部要成就一番事业,并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必须下大力戒“三自”。     

文学史视域下草明工业题材小说的坚守及得失——兼议现代"工业题材小说"之问题

草明工业题材小说对现代工业文学具有滥觞的意义,草明对工业文学的坚守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工业"风景"引入了当代文学的视域.以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对草明工业题材写作之转型及得失进行探讨,不仅具有个案研究的价值,且对探究现代工业题材小说的问题及出路具有典型的意义.草明对工业题材的专注性与对主流话语形态的追随在文学史中是独有的,她为工业题材小说提供的写作范式,至今日仍有独特意义.     

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问题研究评述

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和缺点?如何正确估计和看待这些失误和缺点?这些问题在大跃进时期便有较大争议,目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大致说来,学术界在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的得失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水利化运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失误和值得汲取的教训,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二是认为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有得有失,失误太多,得不偿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水利建设运动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笔者认为,一味否定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而过分强调失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一味肯定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成就而不承认出现过失误,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总体上看,大跃进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是: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七分成绩,三分失误;成绩巨大、教训深刻。      

闻一多批评易卜生问题剧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及功过

1926年,闻一多发表《戏剧的歧途》,猛烈批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问题剧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很多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如反对一味灌输思想,强调艺术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形境地,以极端唯美追求与艺术功利价值取向相对抗.易卜生和闻一多都是复杂的存在,前者中期的现实主义是在诗化中表现的,后期的象征主义则淡化了社会问题;闻一多则在后期转而强调文学的社会效能.他们的这些转变并非历史的宿命,实为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使然.     

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及得失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即儒学在思想、道德、宗教、价值观方面的表现,与儒学在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及政治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紧密关联和互动,不仅构成了儒学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的仁-礼思想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秩序结构的基础,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对社会治理的探讨。从思想与文化,社会制度与文明传统的角度来探讨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及意义,孟子继孔子之仁,发展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宗教伦理的思想基础。荀子继孟子之后改造了孔子的"礼"(注:孔子之"礼"关注社会秩序,荀子之"礼"关注政治秩序,是为改造),主张隆礼尊君,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统治思想的两条主线,即外仁政,内礼法。董仲舒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践中弥补了孟、荀对儒学发展的缺失。     

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

曹禺是一位公认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大师,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堪称我国现代戏剧的精品,将它们“列入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文章认为,曹禺建国之后,还是原来的曹禺。他始终倾心于艺术的追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建构与戏剧语言的提炼,为新中国剧坛增添了光彩。但是,曹禺又不是原来的曹禺。通览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建国前后创作心态不一样、创作方法不一样,以致于创作效果也不一样。在总结曹禺建国后《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创作的功过得失时,要积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定位问题,一是创作自由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关系着中国戏剧的成败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