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市场机制--从社会动员的缺陷说起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要求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公共应急组织体系。传统的社会动员机制自身存在许多缺陷,且忽视市场机制在公共应急体系中的作用,难以实现上述目标。市场机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储备全社会的公共应急能力,降低公共应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提高公共应急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作用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中尤为明显。我国的公共应急市场还很不成熟,其形成和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长期培育,一是要对社会需求加以适当刺激,二是要对企业加以保护和激励。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

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公民网络抗争动员"这一概念是基于既有研究概念的不足而提出的,希望能够统合不同形态的抗争行动,打破虚拟与现实社会抗争行动的僵化对立,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丰富的解释性框架。对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研究,还需聚焦关联性议题尤其是要对线上线下抗争行动转换、网络抗争形塑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关系、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网络协同性治理等议题作出理性分析和反思,不断拓展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的题域,以新的理论工具建构来寻求网络治理之道。     

论冀鲁豫边区时期黄敬的群众动员思想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调派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他到任后,围绕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针对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就树立坚定的群众观念、群众动员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以及群众动员工作中存在的偏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形成了独特的群众动员思想。黄敬群众动员思想极大推进了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成为边区依靠群众来渡过难关的重要理论指导。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从“小难民”到“小战士”: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社会动员视阈下《时务报》的发展路径与传播效果

本文基于《时务报》建构舆论之史实,分析社会动员视阈下的《时务报》。《时务报》在当时发行广泛、政论文章观点激进,坚决散播变法自强,掀起了一股强烈的思想旋风,成为变法维新的宣传阵地,并执舆论之牛耳对其受众进行了社会动员,在促成维新变法和开启民主思潮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战争、国家与性别:抗战大后方的妇女节纪念

抗战期间,妇女节不仅是专属于女性的社会时间点,还是动员妇女参与抗战的特殊场域.此时节日纪念主旨于女性群体自身诉求外,加入了动员妇女支持抗战、宣传女性国家民族责任感等新内容.面对政府的宣传,尽管群体内部因知识水平、社会阶层不同反响各异,却也激励了相当数量的女性投入救亡工作.在她们看来,即便立足于妇女权益,支持抗战也是争取妇女解放的有利契机,两者相辅相成.由于节日纪念的普及,政治功能外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呈现.纪念仪式及相关象征符号,持续地向人们传递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理念,而为增强节日吸引力举办的种种休闲庆祝活动,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妇女的群体认同意识,传播了现代性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