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邵湘语的补语标记助词“倒”和“起”

新邵湘语的补语标记助词“倒”和“起”都可连接述语和情状补语,“倒”使用频率最高,“起”最低。它们都是从结果补语语法化而来。比较发现,当补语是光杆性质形容词或单音节词时,由补语标记助词“得”引导。     

居延汉简的助词

居延汉简助词有"之、者、所、是、第、以来、等、云云"8个,大多承袭先秦汉语而来。根据用法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结构助词、表数助词、列举助词3个小类,其中"所"既有结构助词的用法,也有表数助词的用法。结构助词"者"与先秦时期的用法基本一致,"所"和介词"为"构成被动句的用法得到了发展,"之"、"是"使用数量很少,用法衰落,与汉语史上这两个词的发展趋势吻合。表数助词"第"虽然产生于汉代,但在居延汉简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用法灵活多样;助词"以来"容易与和它同形的短语"以来"相混;"所"表概数的用法较为简单。列举助词"等"在有的简文中连续出现,用法得到了很大发展,使用数量多、使用范围广;"云云"汉代产生,具有书面语色彩强的特点。     

论现代汉语词缀及其与助词的区别

本文根据现代汉语特点，在词根和词缀的对立中界定了现代汉语词缀的必备条件：Ａ、只能在固定的位置上附着在别的语素或语素群上组成饲，一般具有单向性。Ｂ、不能以其在该词中的意义独立成词。Ｃ、能够显示词性，乃至次范畴等语法意义。Ｄ、大多数兼表很抽象概括的、泛化了的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并时有使词完整化的作用。由此，进一步讨论了现代汉语多音词缀与中缀，“非音节词缀”，词缀与助词的区别等问题。     

论唐末诗风的词化倾向

"诗风词化"为唐宋诗歌最显著的特征．这主要取决于唐末诗坛独特的创作群体以及唐末社会复杂的生存背景。从"诗风词化"所具备的新颖的文学审美特征中可以看出,诗词二者的兼融和嫁接,实质上促进了词的发展和繁荣。诗动词兴,对于文学样式的进化而言,具有深厚的价值。     

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及来源

湖南境内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共有四种：“V+在+N（L）”、“V+到+N（L）”，“V+体貌助词+N（L）”和“V+体貌助词+在+N（L）”。“V+体貌助词+在+N（L）”的来源于六朝时期就已常见的“（S-P）在NL”结构。     

《金瓶梅词话》中助词“的”的用法

从汉语史的发展来看,助词"的"在明代使用情况最为复杂。代表明代中后期北方话的文学著作《金瓶梅词话》一书中的"的"主要有这样一些功能:(一)用作结构助词。(二)用作动态助词。(三)用作表可能的助词。(四)用作语气助词。这些功能有的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了下来,有的则消失了。     

从词尾到助词 ——论助词"地"形成的语用动因

助词"地"是由词尾"地"演变而来的。助词"地"的演变过程是一种逆语法化过程,是语法化单向性的一个反例。这一过程历经类推、功能扩展、重新分析、功能再扩展等多个阶段。唐宋出现了一些新的描状结构,词尾"然"因用法限制,不能接在这些描状结构之后做词尾;因为类推机制起作用,词尾"地"取代了词尾"然"。宋代,词尾"地"因用法扩大,变得越来越不典型,在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下演变为助词。明清,随着描状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发展,在"体词性结构+地"构式中,助词"地"的意义也开始分化,由表状态发展到表方式、表数量、表时间和表列举等。无论是词尾"地",还是助词"地",其出现与发展演变的动因都是为了适应汉语状态表达法的需要。     

汉语“着”与日语“てぃゐ”的互译性研究

“ぃゐ”是日语补助动词中最常用的一个。“ぃゐ”前接“て”构成的“てぃゐ”的使用方法极其复杂，根据前接动词的不同可以表达不同含义，从而给日汉互译带来不少麻烦。具体说来，不同语境下，“てぃゐ”既可译成“着”，又可以译成“经常、已经”等。本文主要从汉语“着”与日语“てぃゐ”所表达的含义及语法功能的角度着手。通过大量例句，考察两者互译成立的基本条件。     

汉语结构助词语音形式“[tэ]＂语法化过程问探

汉语结构助词的语音形式之间存在着共性，这些结构助词在历史演化过程中，虽然演化初值不同，最终却有相似的语法功能和相同的语音形式。从中可以推断出结构助词的语音形式和其语法功能有内在联系，且是语法功能决定语音形式。它们相同的语音形式是适应语音环境的需要。     

赣语都昌话中“个”字的助词功能及其语法化

在现代赣语都昌话中,"个"字最主要的用法是助词用法,包括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个"在都昌方言中原本是量词,后来由于受到使用的高频化、句法位置、语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逐渐虚化为助词。在此过程中,"个"还经历了指示代词的过渡阶段,其演化的轨迹在现代都昌方言中仍有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