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多管齐下治欠薪

广东省人社厅近日下发文件,要求切实保障广东省元旦、春节期间异地务工人员工资报酬权益,提高欠薪案件处理速度和质量。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鼓励和解、强化调解。建立调解工作指导评价和情况互通机制。推行调解建议书制度,引导当事人就近就地到基层调解组织调解争议。加强调裁衔接,积极开展委托调解和调解协议仲裁审查确认工作,提升调解协议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确实无法调解的工资争议,要及时启动仲裁程序。     

单位转企过程中劳资统计重要性分析

在单位转企改制的过程中,统计工作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劳资统计作为统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单位转企的支持相当重要。在文中分析了单位转企过程中劳资统计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就发挥劳资统计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男性比女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更强;文化水平越高,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对组织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负相关;平级沟通越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强;入职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工培训、制订符合农民工发展职业规划、改变组织沟通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农民工参与意愿,从而减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德国劳资共决制度立法及对我国建构和谐劳动关系的启示

尽管德国劳资共决制度的形成和构造有其特定的本土性,但劳资共决制与集体谈判机制所形成的对职工利益的"双重代表"模式对我国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劳资共决机制的构建应当以工会而不是职代会为中心。在审视劳资关系利益一致性和对立性的事实前提下,应建立中国特色的劳资协议机关和劳资共决机关,并使特定的资本权利在两个机关作出合理的配置。同时,应强化共决权实现的法律责任,改变目前权利虚置的状态。     

“格式化”劳资契约的收入分配效应

对劳资关系的研究通常基于两种维度:一种基于契约关系,决定劳资双方的责权利归属;一种基于财产关系,决定劳资双方的财产让渡。理论上,成本收益机制、声誉效用机制和信任机制的作用能够促进劳资契约的有效自我执行。然而由于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以及履约成本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劳资契约的自我执行存在着效率缺失。而政府以第三方的身份,通过建立或引导建立"格式化"的劳资契约,进而对劳资契约的相关属性进行监测、证实并予以明确定价,使得更多可观测的变量写进契约,更有利于保证劳动者的契约权益,从而提高劳资契约自我执行的效率,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我的—项立法建议

我建议对经济罢工权立法,规范罢工行为,制止非法罢工,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防止劳资矛盾演变为官民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工伤职工调岗后,待遇能否降低?

正《工伤保险条例》明确了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但被鉴定为5级至6级伤残的工伤职工的待遇,涉及"安排工作"或"难以安排工作"的选择问题,往往会成为劳资矛盾的触发点。【案例】:秦某系某眼镜配件有限公司的操作工,月工资为3 500元。该公司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2012年10月,秦某遭遇工伤,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6级伤残。评残后,眼镜公司随即为秦某办理了有关工伤理赔事宜,同时通知秦某从下月起到公司门卫上班,工资与其他门卫相同,为每月1 100元。秦某则提出,门卫工资太低,根据条例规定,其可以在家休息,由公司每月支付60%的本人工资,上班与不上班工资待遇相差太大。     

转型时期劳资冲突的政府治理

在劳资关系系统中,工会、雇主和政府是三个主要主体,而其中政府角色最为重要,它不仅制定劳资关系系统参与行为准则,而且还会影响雇主和工会行为.现阶段,为缓解劳资冲突状况,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政府治理之道在于守护公平、保护弱势劳方合法权益,为劳资关系提供相应制度,加强对劳资关系协调与仲裁.     

我国劳资矛盾的现状及和谐劳资关系构建

随着改革的推进,劳资矛盾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劳资矛盾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有不同的表现,其核心是物质利益博弈而非政治权力斗争,其利益争议的重点正在从个别争议转向集体争议,其对抗性、暴力化倾向有增强的趋势。只有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健全三方协调机制和劳动关系争议调解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才能实现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目标。     

不对称权力结构、非均衡契约与劳资冲突

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改革的实质内涵是从计划交易秩序向市场交易秩序的结构转型,而交易秩序的结构转型必然引致结构内部关系的转变。由于市场交易秩序条件下的企业是一个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因而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之间必然是一种非均衡的契约关系,这种非均衡契约关系超出合理限度是当今劳资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企业内部建立激励兼容机制和加强政府的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