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建筑业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在“营改增”的大背景下,建筑业虽然暂时没有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但根据之前公布的营改增试点改革方案,建筑业在营改增实行后适用11%的增值税率。由于增值税实行的是抵扣减税,进项抵扣额越多,企业减负效果愈加明显。然而由于当前建筑施工企业规模、资质、经营管理能力等参差不齐,且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上游取得专用发票存在难处。如何改进这些问题,促进建筑业营改增的稳步推进,实现企业的税负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营改增”法律保障制度的研究

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是我国完善科学的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但在税权失衡分税财政体制下,＂营改征＂仍面临立法权和收益权不科学的限制。同时在法治中国的语境下,＂营改增＂法制保障弊病突出,合法性缺失、理念滞后、配套法制不足使＂营改征＂遭遇改革的重重包围。为使＂营改征＂发挥税制科学的目标,实现税权衡平是关键,这就要求我国完善＂营改增＂法律保障机制,从科学立法、衡平税权、均等财权等领域制定或修订现行的法律制度,从而最终实现＂营改征＂税权衡平的法治化改革预期。     

云南纳家营回族生存智慧的政治人类学解读

云南通海县的纳古镇自近代以来经历了种种政治危机,其对内外事务的组织与控制往往呈现为一种"认同性调控".即在历史、文化、血缘的认同一致的基础之上实现对自身的社会调控,采取了务实努力、建立和谐民族关系、关注社会、不轻言"为宗教牺牲"等举措来保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有效化解了每一次政治危机.这种生存智慧的获取是民族对于自身历史、社会背景、宗教文化传统的完美整合,是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应予以重视的内容.     

从旗制到县制: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的总管旗制演变为近代县制,完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体制近代化进程。清代军政合一的总管旗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旗制弊政愈发凸显,但囿于自身改制条件不成熟,伊犁地区一地两治和哈密事变的爆发,致使变更旗制搁浅。盛世才执政后,逐步催熟革除旗制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从旗制、设治局到县制的行政体制演变。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不仅加强了省府对地方的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试论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岑毓英研究之二

法国殖民主义者1883年8月强迫越南当局签订<顺化条约>以后,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面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身为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坚定地支持刘永福,最终成就了刘永福抗法民族英雄的威名.在国家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岑毓英挺身而出,率部出关,抗击侵略者,发明"地营"战法,克敌制胜.血战宣光,重创敌军,逐鹿山西牵制敌军主力,取得临洮大捷,和镇南关大捷一起铸成中法战争胜利的丰碑.岑毓英是中国近代史上英名不朽的爱国将领,是广西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房地产企业“营改增”相关税负问题再探讨

房地产企业“营改增”是大势所趋,在分析“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时,从实务角度出发区分了“甲供材料”和“包工包料”两种不同模式下房地产企业“营改增”的变化,考虑了营业税在所得税前的抵税效应,综合分析其税负变化,创建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实行“营改增”对“甲供材料”模式更有利,减税效果更好,同时指出企业能够取得增值税可抵扣金额的成本比例是“营改增”在制定税率时重点考虑的因素。     

明代京城巡捕营初探

京城巡捕营正式建立于明弘治年间,为弥补五城兵马司在京城巡捕方面的不足而创设,是明代京师治理的重要机构之一.学界普遍将京城巡捕营视作五城兵马司的附庸,或是在强调其与厂卫的配合时才稍有提及,对京城巡捕营的研究相对匮乏,以至尚未出现有关京城巡捕营的单篇论文.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展现明代京城巡捕营之建制、沿革、构成、职掌等内容,将明代不同时期京城巡捕营的发展情况加以论述,试对京城巡捕营的发展概况做一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