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首次北伐魏延、诸葛亮进兵路线新论

千百年来,论者都把蜀汉首次北伐中魏延提出的出兵方案称为子午谷路线或子午谷奇谋,并将其与诸葛亮的陇右路线进行比较和评论。实际上,这是严重的错误。完整的魏延策是褒斜—子午策,但由于魏延策存在行军艰难且后勤保障解决不力的隐患,诸葛亮最终选择了主力行军相对容易的陇右路线。与魏延策的正面进攻相比,诸葛亮策堪称真正的"奇谋"。但把二策放在整个北伐中看,又各有其可取之处。     

跃变：蒋介石1926至1937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本出自蒋介石的老对手毛泽东之口,但蒋介石却实践得更早。从东征、北伐、宁汉对立、军阀大战,直至“剿共”初期,蒋介石凭借其在军事上的显赫战绩,树立了个人的威望,并由此渗入党政权力核心。当然,这并非完全属“枪杆子”之功。蒋介石的传记作家布莱恩·克罗泽这样评价蒋介石,在军事谋略上,他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久经沙场,不过与他在战场上的建树相比,他最大的天才是搞阴谋政治。事实上,蒋介石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了足够的才能。尤其是在1926年以后,他在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在各个军阀、各种势力之间,甚至是自己身边的…     

论诸葛亮的逆历史影响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易姓受命”民心所向,黄巾起义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群雄并起,割据分立,曹操“挟天子以令侯”,“唯才是举”,广兴屯田,踞长江以北,经济发展,天下英雄莫不投其麾下。然诸葛孔明抱“兴复汉室”之念,辅佐刘备,延误了国家统一,五次北伐,以小击大,徒劳无功,加重了人民负担,无法阻止历史进程。263年蜀国灭亡,280年三国统一。     

孙中山与北伐

孙中山先生为了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先后举行三次北伐。三次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体现了他为振兴中华而愈挫愈奋的战斗精神。他的北伐除了有力地打击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外，还为１９２６年北伐胜利展开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1927年阎锡山易帜的政治考量

南方国民党掀起北伐后,原属民国北京政府的许多军事实力派通过易帜倒向革命。阎锡山就是此类易帜的典型代表,但阎锡山的易帜是经过较多政治考量的,他意识到保境危机时,就展开多方"亲睦外交",与各方强大势力博弈,直到认定蒋介石是北伐最后的赢家及投向蒋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时,才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实现山西既有秩序的平稳过渡。阎锡山易帜的考量除了获取个人利益外,也有追求和平有序政治环境的考虑,进而保证既有政治之稳定和影响。     

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辨议

《劝伐河北书》是谢灵运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献,惜乎历来的研究者对其关注不够。本文在检讨了前修时贤的诸种说法之后,断定谢灵运上书的根本动机在于:鉴于自己与宋文帝之间的摩擦,借上书以表白自己对文帝及刘宋政权的政治态度,以求得到文帝的理解;同时在书中也表明了自己从此将归隐林泉的人生志向。从谢灵运日后的政治遭遇来判断,此书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从孙中山逝世至北伐前之蒋介石

从孙中山逝世到北伐前是蒋介石崛起的关键时期。本文对蒋介石在这段时期的崛起作了分析,认为,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另一方面蒋介石打着革命的旗号,玩弄两面派手法,打击左右两派,发展个人势力;同时,蒋介石的个人素质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崛起的重要原因。     

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新证——基于史源学的考察

两唐书《突厥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的叙述存在很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史源不同。《旧唐书·突厥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最初应是来源于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这一记录多有不确之处。《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涉及后突厥末期汗位更迭的一段来自《唐历》,史料价值较高,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需要谨慎使用。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唐朝北伐突厥的态度远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积极,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1926年北伐决策的过程

本文认为，中国国民党1926年北伐决策的形成经历了北伐倡议舆论准备阶段；1926年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初步议定北伐，派出北伐先遣队人湘援唐阶段；1926年6月5日至7月4日，北伐决策正式形成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