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清代扬州“红桥修禊”集会及其诗歌创作

清代扬州,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曾燠、李彦章等人举行的一系列“红桥修禊”集会活动极负盛名,影响深远。集会相关的诗歌繁多,相和者甚众。从清代诗人集会的研究角度出发,这一系列集会作为节日型集会的代表,有其特殊性和典型性。对这类集会进行探讨,可以对集会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有所了解,考见集会在时代发展与变迁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同时分析其对扬州城市文化和人文精神建设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文学史实践——从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看多族士人的文化认同

在元代传记中出现了大量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这些传记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其中色目人与中原文人的交谊与契合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色目人融入中原社会,遵从中原礼俗,学习中原文学艺术;中原文人与色目人友好交往与互动,赞颂色目人的品格与成就;色目人与中原文人合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展现了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的现象,体现出多民族一体的状况,可见多族士人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努力,为涵括多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质素。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     

道教与北宋政治

唐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已经形成.北宋统治者在实行三教并重政策的同时,对道教采取扶持和尊崇的政策,道教与北宋政治之关系十分密切.北宋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和道教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值得探讨的两个问题.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制、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1周年.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曰《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在至今所见文献中,这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究其成因,主要有儒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自身经济状况的压力、文人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这三方面因素。这种政治情结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

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有一定的阶段性 ,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 ,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到西北 ,自熙宁变法后 ,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这种政策的不断变化与调整 ,主要受北宋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也与周边邻国辽、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系。它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和制衡的产物 ,也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