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义仍到钱牧斋——一种“诗道”理想的确立

汤义仍与钱牧斋的交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不仅展现出钱牧斋"诗道"理想确立的具体情景,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末儒家学术体系向传统复归的内在趋势。     

中古均田制度的农史观察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它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古时代社会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宏观背景相联系:均田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相关联,既是中原既有生产关系与少数民族新型社会形态相结合的产物,也与民族迁徙而引发的农牧结构大调整和农牧技术的大发展密切相关。从这一视角出发亦可见均田制实施与隋唐盛世之联系。     

明清诗话对诗“气”认识之探索

明清诗话将多变而冗杂的诗之"气"理解为大自然或人体之气,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创作心理与倾向,是一种成熟而务实的诗歌理论心态。在对诗气的探索之中,有如寻求隔水蒹葭之伊人,挫折中折射出了一缕淡淡的迷茫。然而正是在这百折不挠的探寻之中,才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探索的过程和经验,实为后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泽被百代、可资多方借鉴的铜镜。     

试论模拟与北朝文学的南方化

北朝文学的发展,是通过模拟南朝文学,以北朝文学南方化的方式实现的。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魏初到孝文帝迁都以前,是北朝文学在模拟中复苏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孝文帝迁都到东、西魏分裂时期,是北朝文学全面模拟南方文学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东、西魏分裂时期到隋统一北方时期,是北朝文学与南方文学走向全面融合的阶段。北朝文学与南方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对疏离到最终融合的过程。     

论台湾图像诗——从艺术表现论的实验性层次谈起

台湾图像诗产生于台湾现实生活 ,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探索浪潮中的产物 ,虽然只是一现的昙花 ,但它较之“千年一贯制”的古典诗歌 ,在话语空间与符号编码上作出了越轨式的突围 ,在我国台湾新诗发展历程中的功绩和作用不可磨灭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分析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十分复杂,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汉族士人自身的因素,也有南朝政治环境的因素。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以南朝还是北朝为正统。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思想和盆景艺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动乱最多、人民生活最悲惨的时代。战争、动乱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旧思想体制大崩溃 ,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代中国思想最解放、最自由。美学思想和精神的自由 ,酿就了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 ,因而新的艺术形式、艺术规律应运而生并相互融会贯通。此时的盆景艺术正是在绘画、园林、盆栽、赏石等艺术形式的影响下孕育了自己最初的表现形式和美学规律 ,因此可以说该时期是盆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小说《恶心》的思与诗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阐释生命意义的诗性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是追问人生价值的哲学言说。小说《恶心》就是思与诗密切相依的典范。它昭示了人如何从萨特哲学对本质所界定的事实性否定命题通向对存在所设想的价值性肯定命题。     

“人面桃花”的衍变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经孟的《本事诗》一落实、渲染，人面桃花的故事遂广为传布。宋金元时期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今不得见；就明清时期此题材的戏曲创作而言，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谨守《本事诗》规模，情节简单，重，点突出，注重人物心理刻画，但有单薄之嫌；一是增添人物事件，内容繁复，排场热闹，但却愈来愈远离人面桃花故事的重心，甚至喧宾夺主。这是人面桃花故事题材本身的某些先天性不足所致。若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则后一类剧本中之喧宾夺主者，实际上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剧作，也自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