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双一流”高校教师队伍稳定的审视与改进策略——教师职业获得感的视角

在教师队伍治理现代化语境下,边疆“双一流”高校亟待关注教师的职业获得感,以促进教师队伍的稳定。调查边疆“双一流”高校教师职业获得对职业获得感的影响,发现年收入、住房福利、职称评聘、信息技术支持、经费、工作环境感受、工作负荷等为增感因素,对教师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访学进修为负感因素,对教师获得感有显著负向影响;教学奖励、职务晋升、企业实践、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为无感因素,未显示对职业获得感的影响。同时发现教师的高层级职业获得感缺失。建议边疆高校重视教师获得感的预警作用,把握教师队伍治理的主动权;主动开展滴灌式教师获得感管理;营造高校对教师自主性的包容机制,弥补高层级职业获得感的缺失。     

欧盟《数据治理法》中数据共享主体的运行逻辑及对我国的启示

2021年欧盟《数据治理法》规定了公共部门机构、共享服务提供商、数据利他组织和欧洲数据创新委员会等共享主体机制,旨在推进欧盟数据的有效共享和开发利用。就实际意义而言,欧盟数据共享主体能够促进数据的重复利用、完善中介服务机构、实现社会组织利他共享等,但是现存问题也值得深思。在我国《数据安全法》已经生效的大背景下,欧盟数据共享主体的运行逻辑可以在政府部门数据开放职责、经营主体数据处理角色、第三方组织数据媒介功能等方面为我国数据共享主体制度的完善提供思路。     

福州市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以民法典的实施为视角

近年来,福州市在全面加快乡村基层“三治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三治的“融合度”“规范化”“一致性”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而通过分析与探讨,可以发现民法典分别蕴含乡村治理的“法治”“自治”“德治”的基本要素。因此,应当运用民法典的共治理念与规则体系,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德性自觉：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儒家伦理之道

面对当前社会伦理问题,儒家塑造心性、约束行为的伦理思想值得推崇,重新挖掘、阐释儒家“仁爱”“礼德”和“诚信”的社会伦理内容,培育道德主体内在德性特质和外在道德行为十分必要。因此,以儒家伦理思想构建道德同一性,抑制利己天性,推动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实现儒家伦理传统与创新社会治理的对话,对构建当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从“上墙”到“落地”:村规民约效力实现机理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村规民约是我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规范,但在部分地区仍存在形式化和虚置化问题,未能从“上墙”走向“落地”。本文基于制度要素和制度嵌入理论,构建了整合式分析框架,对H村和X村两个案例进行比较,探究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是否具备相应的制度要素,并与外部社会网络相嵌合,是影响两村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重要因素。基于两村的案例比较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实现提供了有益启示：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应当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度要素和实施机制,并推动村规民约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寻求乡村内生性力量的支持,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     

兵团贫困治理成效及长效机制研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贫困治理的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贫困治理常态化成为主要特点,兵团能否建立完善的长效机制将决定着后期贫困治理工作的成效。该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熵权TOPSIS法对兵团2014—2020年扶贫成效进行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别从构建工作重点明确的统筹协调机制、政策督察落实机制、贫困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贫困主体内生动力机制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运行长效机制,以期为兵团制定更加健全完善的贫困治理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从政府单一管理到综合治理——我国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分析

政府单一管理的传统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当今现实。根据社会治理理论,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制范围,扩大市场机制的应用范围和强度;激励公众参与,建立社会制衡机制。在具体的建设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四对关系。     

“礼治复兴”: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共享传统及其现代重构

中国社会的共享传统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被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治模式所形塑,表征着中国内生性发展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视角。追溯与梳理传统社会中的相关话语形式,理解与阐释历史上国家礼治与地方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对自古及今中国社会内部制衡机制的认知。纵观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发展历程,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化时代的“新德治”实践,以及新时期乡村社会中的“礼治复兴”现象,都会发现以礼治为表征的共享传统的坚韧传承及其在社会振荡时期的重要调谐作用。发掘中国社会共享传统中的知识共享、社会共建、道德共育等核心要义,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当今乡村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礼治复兴”现象,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亦有着重要镜鉴意义,还可在激活中国社会整体人文精神的意义上,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特别性与规则完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既是集体成员受益权与集体所有权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也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正在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核心内容。收益分配的特别性表现在：集体成员共享收益呈现成员内部的公益性,集体成员分享收益体现成员个人的私益性;以多元分配方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重综合功能。收益分配的特别性根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公共性和成员身份性。就集体成员共享收益分配的优化而言,上缴的村委会款项、提取的福利费和集体股股息宜并入公益金;未达分红门槛的可分配收益与公积公益金的功能、性质近似,可将其转增公积公益金并参照公积公益金处理其结余。就集体成员分享收益分配的改进而言,劳龄股的设置应以劳动贡献事实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并控制其占股比例;治理积分作为可分配收益的分红依据时应有分配比例限制;应完善新增集体成员优先购股权等规则,促进其平等分享收益。     

从“争贫”到“弃贫”: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非贫农户的角色演变——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分析

在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扶贫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特性塑造了基层行动者的策略性“变通”行为,由此衍生出非贫农户“争贫”与成为贫困户后“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样态。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发现：在建档立卡期间,由于政府帮扶资源具有的显性福利与隐形利益,识别机制错位加剧了恶性竞争与简约治理下的“变通”处置,使得非贫农户以“身份的特殊性”与“弱者的武器”进行“争贫”,进而增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在脱贫攻坚时期,由于个体脱贫压力与村庄舆论持续性“差序”传播形成的“涟漪效应”,行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逐级加大,迫使被认定为贫困户的非贫农户采取各种策略“弃贫”,以消除贫困“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进而降低自身的被关注度与舆论风险的社会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