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诗僧惠休考略

惠休以诗名世，文辞斐然，与鲍照一起引领了大明、泰始文学的俗化风尚，于后世文学、文士影响深远。经考，其于大明二年(458)，因“自非戒行清苦”而被孝武帝“敕令”还俗；平生所结交之文士有鲍照、徐湛之、吴迈远、谢超宗等。     

王夫之与湖北学人交游考

王夫之的交游情况,《南窗漫记》、《王夫之年谱》、《船山师友记》等著述中多有所载。王夫之的师友以湖南学人为主,其次则是湖北学人。通过梳理王夫之与湖北十多位学人的交游情况,诸如与熊渭公、王源曾、奚鼎铉、张同敞、李占解等学人的交往,可以洞悉其以考试为交游契机,与志向、性情相类者交往及以学问相交游的交友特点。     

盛唐诗人高适、李白的人生选择及交游关系新议

诗人交游考是研究诗人生平与创作的重要方面,不同诗人间的关系往往随着个人的人生选择、道路和地位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探究诗人的交游关系可以为梳理文学史线索、评判诗人的历史地位等提供重要依据.作为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与高适的交游是盛唐诗坛的美谈,更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多在三人同游的时间、地点及交游过程中三人的感情深厚与否等方面,其中李白与高适的交往更因二人在永王之乱中人生选择的不同所导致的身份对立以及相关诗作的缺失而备受争议.学术界多认为,高适在永王之乱后没有对李白伸出援手是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然而,考查二人的交往过程以及永王之乱后李白的实际处境,可以看出,高适的处理方式是建立在对时势的准确评估之上的,乃是“不救之救”;相关诗作的缺失,亦不能排除流传过程中散佚的可能性,二人的关系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目的主要是为结识某一个人,而进行针对性比较强的干谒、行卷,以及为扩大人际关系、结识名人、提高名声而参与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等.这些交游活动在中晚唐尤其盛行,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丰富诗歌内容、改变创作风格、推动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等三个方面.     

林栋《梅湖吟稿》与闽籍诗人交游考

闽东北福宁府是福建的文化后进地区，寿宁在该府地处偏远，台北重印本林栋《梅湖吟稿》基本以年编次，集子中收有大量赠答唱和之作，对象涉及福宁各县精英乃至省城名流，大致记录了作者从寿宁诗人到寓京福宁诗人再到福建诗人的变身过程，从一个侧面具体而微地表明，到了清末民初，闽籍诗人创作、交往活动和全省文化普及都较此前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闽中明遗民诗人孙学稼考

孙学稼是重要的闽中明遗民诗人,大体可证其生年为1621年,卒年为1682年。孙学稼与闽中许氏、曾氏等文学家族有密切交游,与屈大均、朱彝尊、顾炎武有往来酬酢;现存的著作《鸥波杂草》集稿本、足本、祖本于一身;孙学稼自己最重视五律,其艺术成就则以七古为最,诗风浩瀚逶迤、顿挫沉郁。     

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

金圣叹与明代显宦王鏊后裔的关系 ,是以交游为中心的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今将苏州《王氏家谱》与圣叹有关著述对读 ,发现子文、斫山、公晋、道树、勤中、轮中分别为王鏊五世、六世孙。他们凡在明代已为诸生 ,鼎革后皆隐居不事新朝 ,甚有捐躯报明的烈士 ;即便入清后为诸生者 ,亦有隐逸倾向 ,而无仕途之求。诸王多有财兼有才 ,家道中落之后仍好客不衰 ,承继了祖上的豪侈之气和爱才之风 ,大多深浅不同地参与了金氏评说“众经”的文学活动 ,为才子金圣叹所敬重。借助家谱探讨其社会关系 ,不失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要途径     

丁敬与厉鹗交游考论

浙派印学鼻祖丁敬,与浙派著名诗人厉鹗并称"丁、厉",且彼此旨趣相投、私交笃厚.二人中年时又缔结为儿女亲家,自此情谊更加非同一般.本文即从丁、厉二人的日常交游入手,以资料陈列、事迹考证等方法,对二人的交往作了较为客观的梳理和再现;同时也从文人交游这个角度对康乾时期的杭州文坛、浙派文化作了一定的考察与总结.     

清道光年间理学士人在京交游述论

清道光年间,以唐鉴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等在京理学士人形成了一个交游群。这一维持数年的交游群体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的两种治学路向。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可以说肇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