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背景下医院档案管理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医院的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阶段的一些医院对于医院档案管理工作仍未足够重视,使得现阶段的档案管理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新医改背景下医院档案管理的重要性进行了介绍,归纳总结了医院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根据相关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为医院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过度医疗与转诊制:一个排队论下的博弈模型

建立了一个转诊系统中排队和博弈的集成模型, 患者可能有轻微或严重型疾病, 而医生可能将轻微型疾病诊断为严重型疾病, 进行过度治疗.本文探究政府如何通过配置医院规模和调节医疗服务价格影响医患博弈, 使患者倾向于社区首诊、医生选择说实话.研究表明, 社区医院与三甲医院通过规模进行竞争, 社区医院规模越大或三甲医院规模越小, 诱导需求越能得到抑制.轻微型疾病治疗方案的价格较低时, 诱导需求以正概率存在;高于某阈值时, 诱导需求消失.提高严重型和轻微型疾病治疗方案的价差, 能够抑制诱导需求, 但不能完全消除, 也不能改善患者福利;和三甲医院相比, 社区医院在改善患者福利上效果更明显.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我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已经生效,但其制定过程中所产生的立法争议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平息。该条例将行政调解明列为一种独立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并对医患双方自行和解不设定索赔额的限制,是综合考虑各种意见所作出的理性抉择。未来,该条例的立法名称应当修订为《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并系统整合医疗损害和医疗事故的规定,以全面取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功用。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应更加明确地规定患者有权复制全部病历资料,同时尽快启动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的专项立法,着力构建科学、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刑事合规视阈下的企业腐败犯罪风险防控

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合规风险,而刑事合规是企业合规风险防控所必备的内控机制。我国目前企业腐败形势严峻,企业资产管理腐败合规风险、企业权力寻租腐败合规风险、企业管理权渎职腐败合规风险、企业管理权滥用腐败合规风险和企业国际业务腐败合规风险成为当前企业腐败合规风险的主要领域,而针对上述腐败合规风险开展企业刑事合规,从腐败风险点、腐败风险评估、合规计划制定、合规计划执行评估等方面具体展开,缔造企业腐败犯罪的企业内部刑事合规防控机制,将成为未来企业腐败犯罪预防的关键环节。     

专断性医疗行为在刑法上的界定及处罚范围

关于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法规制,学界存在研究对象不明、处罚范围不清等问题。医护人员擅自实施的不具有医疗目的性的侵袭行为、紧急医疗行为、强制医疗行为,均应排除在专断性医疗行为的范畴之外。关于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事处罚范围,"义务说"得出的结论有悖于医疗伦理;"结果说"和"行为说"从不同解释路径出发,得出的结论差别不大。相较而言,"结果说"不利于医疗风险责任分配,"行为说"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引入公益诉讼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生效,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问题,公约最大的贡献就是设置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机制,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滞后以及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使得中国尚未探索出一套有效追回流失于境外腐败犯罪资产的制度;由于公益诉讼的自身优越性,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以充实和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