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浮动机制研究

费用扣除标准是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当前我国实行的固定费用扣除模式忽略了物价变动、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出现逆向调节和税收公平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本文尝试剖析影响费用扣除标准的动态因素,对如何构建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浮动机制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是此次法律修改的一大亮点。将刑事强制医疗纳入诉讼化轨道，对于治理实践中强制医疗的混乱状况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该程序是否能够彻底预防“武疯子”继续危害社会以及正常公民“被精神病”的社会乱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该程序相关规定比较粗糙，还需要有关解释予之细化。     

农村医疗减贫效果被低估了吗 ——来自社会空间视角的解释

将社会资本纳入Grossman健康人力资本理论模型,结合灾难性医疗支出概念并构建农村保障社会医疗间接减贫框架,再利用空间Tobit杜宾模型和2014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保障制度对单个家庭医疗减贫作用不显著,但是其通过社区社会空间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处于同一农村社区社会空间的其他拥有保障的家庭更愿意为病贫家庭给予经济援助,农村保障的医疗减贫溢出效果显著,并且农村社区家庭之间社会空间关系越紧密越有助于医疗减贫溢出效应有效发挥.(2)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对农村医疗减贫的调节作用需要一定的社区收入水平支撑,而且随着大病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医疗致贫风险分散能力的提高,该调节效应也在不断增强.     

创新基层医疗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基层医疗档案是制定相关医疗政策的重要资料。随着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医疗建设步伐的加快,对建立在纸质档案基础上的档案管理工作形成了挑战。本文以基层医疗档案管理现状为研究切入点,根据其现状提出优化改进意见,提高管理工作质量,为基层医疗档案提供参考。     

中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比较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填补了有关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处遇制度的空白。但无论是法典还是司法解释对于该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需要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而日本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及配套制度与设施,并积累了立法与实践经验。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分析日本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立法中值得我们借鉴与吸收的价值与制度,以期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培养一个负责的孩子

正中国人对美国人有许多先入为主的看法。比如,美国人到了18岁就将孩子扫地出门,什么也不管;美国孩子没大没小,还叫父母的小名等等。我不能说这都是些无稽之谈。不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美国的孩子叫自己父亲小名的。     

福建省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现状分析

2003年"非典"以后,福建省医疗废物管理和处置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医疗废物安全处置能力有所提高。该文结合福建省医疗废物处置现状,对目前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医疗资源整合中的人力资源整合研究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加强大型综合“三甲”医院同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整合,从制度上确保大型医疗机构与基层医疗机构的一体化管理,使区域医疗资源得到均衡配置,确保患者方便就医、就近就医,是医疗机构管理者需要研究的课题.而在资源整合过程中,人力资源整合逐渐成为影响整合后医疗资源是否能够发挥最大综合效益的关键,因此,研究医疗资源整合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整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性.     

吸引自费留学生在国内接受教育

大量调查数据表明．国内越来越多的高中生选择到国外去读大学。其结果：一方面大量民间资金流入发达国家。数量惊人：不少家庭倾其所有供孩子在国外读书，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家庭用于高等教育的费用支出。另一方面．大批学生由于缺乏留学的语言和学习基础．出国学习效果并不好，难以成才。     

患者“自主权”再思考——基于G市Z医院癌症患者的疾病告知实践研究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广泛存在着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被隐瞒病情的现象。本项研究分别从医生、家属和患者三方的视角和立场来展示疾病告知场景的微妙张力,并反思中国医疗实践中患者"自主权"的概念。首先,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具有社会建构属性,是由嵌入在中国医疗场域中的一系列因素,如医疗体制与政策、医患关系、医生的主观态度等共同塑造的。其次,在疾病告知的实践中,"家庭"往往是分裂的,患者与家属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中国疾病告知实践中的症结并非自主权主体由患者转移到家庭,而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由患者移交给了家属,而"家属"并非"家庭",不一定能代表患者的最大利益。最后,自主权概念中的"知情权"与"决策权"存在分离。不少患者在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同时,不断试图做出有关自己身体和健康的决定;而另一些患者在知晓自己的病情、预后和治疗选择后,依然无法进行自主决策。嵌于医疗体制和家庭关系中的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实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含着患者、家属和医生在病程中的不断协商、斗争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