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母亲马上80岁了,她每天最操心的大事就是我是否回家吃饭。如果我回家她就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去厨房,先洗洗菜,做点准备。我常和母亲聊天,很多事她总重复说,对我而言,有点烦闷,但有时也让我吓一跳,例如,她恨以色列欺负巴勒斯坦人,有一次说起,让小孩当人体炸弹不好,她竞气愤     

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确保其军需民用资源,供应其本国、伪满及在华纺织业所需原料,特别重视华北的棉花生产与运销,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棉产指导奖励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增加棉花生产,而且注意调整棉花政策,以吸引农民种棉。但是,日军的入侵,日伪的暴政,严重破坏了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此,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远没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水平。由于日伪对棉花实施输出许可制,由日军控制下的华北棉花协会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使七七事变前建立起来的棉花市场流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多省份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的地位几乎丧失;上市棉花运输手段的变化,使得除山西省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集散中心;许多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一些经济机能丧失,而纷纷破产。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从经济翻身到精神翻身、人性解放——解放区文学中翻身农民的复杂心态、多元诉求与当代反思

解放区农民翻身有两种类型——被动式翻身和主动式翻身。解放区文学文本呈现了翻身农民复杂的思想冲突及其心态嬗变过程。马加的《夫妻识字》、孔厥的《受苦人》等作品体现出一种迥异的、可贵的精神翻身与人性解放意识。从农民如何获得彻底解放的问题意识出发，联系当代现实，反思解放区农民翻身解放的局限性可知，农民在政治翻身和经济翻身之后，继而在精神文化、思想意识上翻身才是一种走向终极意义上的解放，才有可能彻底摆脱封建道德、地主威权等“他者”依附性阴影，建构现代主体的独立人格，达到“人的自身解放”。     

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余波和社会改造大潮的冲击下，华北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模式发生了缓慢而广泛的变迁。妇女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权，普遍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趋于弱化，传统家庭关系开始向现代家庭关系过渡。虽然这种变迁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但它为以后妇女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     

发展中的华北第一民宅——杨柳青石家大院

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青区文化旅游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其中有“华北第一民宅”美誉的石家大院是旅游业的龙头支柱，为西青区文化旅游业创造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利用相关统计资料，通过对石家大院修缮前后的对比，为读者展现出这个独具特色的石家大院正以其浓郁的民情，丰富的馆藏，精美的艺术，逐渐成为海内外人士赞慕游访的胜境。     

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青年学生的动员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积极争取沦陷城市青年学生开展秘密抗战活动.华北根据地城工部门领导的地下党调查日伪组织特务情况和学生的思想状况,派遣地下工作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秘密打入城市学校.运用社会关系发展骨干,利用各类公开合法团体发展组织.特别是,通过秘密读书会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最终,动员了许多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或在沦陷城市秘密从事抗日活动.中共对沦陷城市青年学生的争取工作配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是中共乃至中华民族在沦陷区坚持抗战的一个侧面.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禁毒法规及其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将肃清烟毒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确定禁烟禁毒为党的基本政策,并颁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治理烟毒法规是中共借鉴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相关法规,参酌华北区域烟毒实态特点制定而成的,既有宏观政策,也有各种法规条例,涉及禁止种贩售吸、缉私、奖惩等诸多方面,为查禁烟毒工作提供了立法保障。这一时期的禁毒法规具备鲜明的特点。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价值观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其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剧作《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明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已发生了从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导引之下发生的。它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以及“态度问题”，反映了“阶级的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作为必须执行的“党的文艺政策”和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它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之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以“阶级的功利主义”为主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