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与政治动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对华北根据地的秧歌进行了改造,并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推广,收到了较好的动员效果.改造后的秧歌不再是单纯的民间娱乐,而是农民接受政治教育、理解革命话语的渠道,是他们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这种新变化赋予了民间艺术特殊的时代使命,有利地促进了中共革命事业的发展.     

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确保其军需民用资源,供应其本国、伪满及在华纺织业所需原料,特别重视华北的棉花生产与运销,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棉产指导奖励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增加棉花生产,而且注意调整棉花政策,以吸引农民种棉。但是,日军的入侵,日伪的暴政,严重破坏了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此,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远没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水平。由于日伪对棉花实施输出许可制,由日军控制下的华北棉花协会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使七七事变前建立起来的棉花市场流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多省份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的地位几乎丧失;上市棉花运输手段的变化,使得除山西省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集散中心;许多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一些经济机能丧失,而纷纷破产。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余波和社会改造大潮的冲击下，华北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模式发生了缓慢而广泛的变迁。妇女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权，普遍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趋于弱化，传统家庭关系开始向现代家庭关系过渡。虽然这种变迁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但它为以后妇女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     

发展中的华北第一民宅——杨柳青石家大院

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青区文化旅游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其中有“华北第一民宅”美誉的石家大院是旅游业的龙头支柱，为西青区文化旅游业创造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利用相关统计资料，通过对石家大院修缮前后的对比，为读者展现出这个独具特色的石家大院正以其浓郁的民情，丰富的馆藏，精美的艺术，逐渐成为海内外人士赞慕游访的胜境。     

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青年学生的动员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积极争取沦陷城市青年学生开展秘密抗战活动.华北根据地城工部门领导的地下党调查日伪组织特务情况和学生的思想状况,派遣地下工作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秘密打入城市学校.运用社会关系发展骨干,利用各类公开合法团体发展组织.特别是,通过秘密读书会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最终,动员了许多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或在沦陷城市秘密从事抗日活动.中共对沦陷城市青年学生的争取工作配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是中共乃至中华民族在沦陷区坚持抗战的一个侧面.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禁毒法规及其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将肃清烟毒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确定禁烟禁毒为党的基本政策,并颁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治理烟毒法规是中共借鉴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相关法规,参酌华北区域烟毒实态特点制定而成的,既有宏观政策,也有各种法规条例,涉及禁止种贩售吸、缉私、奖惩等诸多方面,为查禁烟毒工作提供了立法保障。这一时期的禁毒法规具备鲜明的特点。     

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对华北危局的应付

1932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根据局势的演变和现实的需要,先后设置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三个机构拥有各自特点:军分会应付了日军的进攻,挫败了日本的"华北施策";政整会在行政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冀察会应付了日军策动的"自治"。它们的共同点是密切了华北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效地应付了华北危局。     

华北地区高校图协第二十六届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

9月16日至18日,华北地区高校图协第二十六届学术年会在我校隆重召开。此次会议包括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高校的参会代表160余人。在大会开幕式上,我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傅永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内蒙古教育厅科学技术处贺骞伟处长致开幕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导师王子舟教授做了精彩的会议主旨报告。     

尹淦庭：高端飞行

曾任民航华北管理局局长的尹淦庭，当飞行员的42年间，驾驶过各种机型，累计飞行了17000多个小时。而为我国三代领导人担任专机机长的“高端飞行”经历，无疑成为尹淦庭头上更“耀眼”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