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与外生协同创新的进化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与国家文化新基建的发展驱动了以数字文化体验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新范式,因而产生了革新文化消费渠道和场景、创新智能文化装备制造、打通异构文化数据资源库、完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等亟待解决的产业发展新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要求立足产业内部视角,打造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文化智能装备制造、文化创作开发、文化数字化治理、文化创客协同等五大引擎。文化产业的外生协同需在文化消费营销创新、文化大数据平台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点发力,要开展跨界、跨学科、跨组织的循环互动,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内外双循环驱动的创新机制,灵活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     

高校协同治理的路径探索

高校是一种合作活动起着主导作用的组织,需要协同治理。高校协同治理中,要关注目标导向、共同创造、着眼利益和制度保障。目标导向,要认识高校目标确立的特殊重要性、艰难性,治理紧紧围绕目标来展开。共同创造,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鼓励师生参与创造并形成良好的氛围。着眼利益,要关眼高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制度保障,要形成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考察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休闲文化空间正在成为基层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文化空间的特色设置、建构逻辑与文化拾遗,发现民俗文化空间蕴藏推动乡村发展、提升民众自信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文化资源。但文化空间的民俗传统脱离昔日的原生态语境,在行政作为与旅游观光目的下被静态复制或用于寄托乡愁。这种文化空间建构方式在为振兴乡村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地方民俗发展的问题与局限。只有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发展语境、乡村民俗本来样态、乡村民众心理微变和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才能有效推动地方民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发展。     

猎德社区 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的十年探索

走进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道猎德社区的李氏大宗祠,传统建筑雕梁画栋、镂窗刻檐,神韵犹在。猎德社区所有重修的宗祠,尽可能使用旧宗祠的砖瓦重建,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有韵味。每逢端午节,都会有数百名儿童排起长队在大宗祠外领取寓意美好的龙舟饭。近几年龙舟饭的派发惠及猎德社区所有的孩子,让生活在猎德社区的来穗人员也能体验岭南地区传统民俗活动,更好地融入到社区中来。     

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

本文分析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推行过程中的生命周期现象,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福利观念,并从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出发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趋势作了概括性展望     

面向异地协同工作的航空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管理结构模型研究

根据航空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的异地协同工作方式对项目管理提出的新要求,通过分析航空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内在规律和相互依赖关系,提出了面向异地协同工作的项目管理结构模型,并对模型结构进行了详细分析,该模型能够很好的适应航空武器装备研制异地协同工作项目管理的需要.     

对法律惩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进路

从历史、文学、宗教和社会实践的观察中,人们会发现:在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中,惩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惩罚意味着痛苦,是对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剥夺,被道德家们认为是一种恶,但道德家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如何理解和认识惩罚这种现象呢?惩罚的正当性又何在呢?众所周知,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报应主义和以边沁、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为此提供了不同的证明。报应主义主张正义和应得,功利主义主张社会利益最大化。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惩罚,如何看待两种惩罚理论的呢?一般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关于惩罚的理论。格兰…     

搭建多层次的道德规范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临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一是遭遇“道德无序”或“道德缺位”的实利主义时代；二是在道德准则上呈现超高标准化的“圣贤道德”的特征，一下子难以进入实践层面。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