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互动——1927—1937年中国农村改革及启示

关于国民政府1927—1937年间推进农村改革的既有研究,形成了主体否定说、市场肯定说两种评价。不过,这两种评价均未准确认识到国民政府在改革中的正面作用及市场创新的关系。国民政府通过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等强制性制度供给引导农村改革;城乡市场则以拓展农村生产要素流动及民间乡村建设力量参与等创新空间,形成系列市场诱致性创新;二者双向互动,促进了农产品的相对丰富、城乡市场的相对繁荣,为民国第二次黄金期奠定基础,其成功与不足之处能为当代农村建设提供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发展家庭农场和发挥民间力量与传统文化独特作用等重要经验。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保险立法的不足及原因（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过一些专门的社会保险法规,但由于种神原因这些法规从来没有实行过,仅在《工厂法》等法规中夹杂一些社会保险方面的规定。     

冯玉祥撰联斥官僚“会风”

冯玉祥是近代爱国将领,他一生刚正不阿,敢于同丑恶事物做斗争。1928年6月北伐结束后,他来南京国民政府扫饪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国民政府前期民族公司债券一级市场显著发展的动因探析

近代以来我国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一直滞后于股市及公债市场的发展,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前十年,民族公司债券一级市场却有显著的发展.发展我国现阶段的公司债券市场,可借鉴其作法,在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强化政府对公司及证券市场的法制化管理、改善国内公司信用、规范公司债信用评级的基础上,实现公司债发行方式及其品种的多样化,稳步发展证券类的衍生金融工具,降低投资者购买公司债的风险及机会成本,发展债券投资基金,调动境内外投资者参与公司债券交易的积极性,以壮大我国的公司债券市场.     

从庙产兴学风波看民国时期的政教关系——以1927至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庙产兴学之声此起彼伏,佛教界的反抗可谓不屈不挠,本文主要探讨了1927—1937年的三次庙产兴学风波。在简要说明庙产兴学由来的基础上,对庙产兴学过程中的政教冲突与调适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并对庙产兴学及民国政教关系的特点作了总体的评价。     

在羁绊与困扰中前行--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官僚制探析

自1928年底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的局面被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政权取代。接下来的10年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成长的重要阶段。这一艰难的历程不仅受到了历史惯性的羁绊,且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使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本文力图从国家官僚制度建设以及国家力量向社会的推进的角度切入,探析30年代国民政府领导之下的国家官僚制的运作特征,并剖析呈现如此特征的缘由。本文不仅展示了制度层面的规定,更要关注制度规范性之下实际的运作逻辑,以求得完整的了解。     

授权·分割·制衡--南京国民政府审计职权演变的路径分析

政府审计职权是审计机关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的集中体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从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在构建政府审计制度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立法的形式,既明确了审计机关的法定地位与职权,又严格规定了审计机关履行职权的范围,同时还试图建立一个互动的联综组织系统,以达到审计组织在分工与牵制的联综组织系统之内实现彼此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的目的.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盐法》

盐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人体缺盐,轻则乏力,重则成疾。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把盐税视为国家收入的大宗。民国初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与引岸制度并存的运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恢复盐务稽核所职权、制定盐法、推行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新盐法》的制订尤为重要。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被日益严重的农村问题所困扰 ,国民政府于 192 7— 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运动。作为农业现代化经济格局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对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其实际收效则微乎其微 ,到后来甚至成为了乡村豪绅压榨农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