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初期的工商政策与民营企业的发展

南京政府初期工商政策呈现出复杂矛盾的面相。基于国家政治的基本统一,南京政府上台后,以较强的行政力度推行了一些保护、扶助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因而给民营企业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希望。但在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方针的主导与掩映下,增强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成为南京政府工商行政核心目标。南京政府工商政策随之严重背离争取民族独立、推动国家现代化与增进民生福祉的航向,表现出明显的财政本位而非发展本位的特质,继而大大加深了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限制和压迫。民营企业发展前景由此十分黯淡。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县知事兼理司法浅析

县知事兼理司法是在民国时期新式法院设立不足的情况下,所推行的一种由县级行政长官兼理审判检察权的一种临时性司法救济措施。在实践过程中,该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上的黑暗。它是现代司法制度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屈从．中国转型社会的表现。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但他热爱中国,一生大部分时间以中国为家。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是燕京大学的创办人。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燕大之父司徒雷登的父亲是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与创建杭州育英书院,1908年被委派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     

民国十九年土地法研究——以民生主义为视角

民国十九年土地法在中华民国土地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科称其“体大而思精”.该法此后历经修改,体现了民国土地立法者们为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之努力.以民生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探究这部土地法,从中可以获得民生主义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法理论与实践中的某些启示.     

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亦即从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之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与落后保守的价值导向及混乱无序的官方介入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几乎处在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并导致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目标/效果的错位与传者/受众的分裂之境.民初前后的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群体,也在电影传播迅速滋长、日渐繁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某种不羁的自由与失范的快感,当然也品尝到了一些价值的困惑与认同的焦虑.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国民政府初期公务员面试程序初探——以1931、1933年公务员高等考试为例

1929年10月29日《公务员任用条例》的公布，标志着国民政府公务员制度正式发端，是我国文官选任制度从传统封建科举制向现代转型的重大变革。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该条例都初步具备了现代人事管理制度色彩，并且较早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进行面试这一环节的尝试。但是，笔试过于繁琐、面试占总成绩比例过低等因素使得面试程序在此期间流于形式。抗战前，国民政府共举办五届公务员高等考试，其中以前两届为最盛，因而本文以前两届高等考试为例对于国民政府初期公务员面试程序进行考察。     

民国公务员工资知多少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文官官等官俸表》，重新厘定了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按照该表规定，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拿的工资跟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和各部总长一样，都是每月800块大洋。副委员长、各部次长以及各省主席，每月能拿到680块大洋左右。     

近代中国股息制度违法吗?——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例

许多学者从法律、实践以及会计原理等角度分析,认为股息制度在法律上违法的,实践中是不应该施行的,在会计原理上是毫无意思的。有必要集中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股息制度为考察对象,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将股息分为普通股息和建设股息。公司在开始营业之后尚无盈余的情况下,可以向股东分派普通股息,同时对于建设股息只要符合一定条件也是可以分派的,因而公司开业之前分派股息是有法律根据的。尽管该时期公司法规定普通股息和建设股息的分派条件非常严格,但是实践中却出现了扭曲,使发放股息成为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探析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因应省制改革之需要,实行省政府合署办公的行政制度改革,先是在五省试行,然后逐渐推广到多数省份,达到了经费节省、人员减少、责任明确、政令统一和行政效率提高的效果。但是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不可能扭转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