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发展的弱势地位探析——以江苏城乡关系为考察视角

中国近代,城乡联系不断加强,矛盾也随之加剧.城市攫取着乡村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却对农村的助推乏力.到20世纪前期,城乡关系失衡,一边是现代化程度日益增强的大城市,另一边是贫困落后的广大乡村.乡村在与城市的产品交易中地位下降,租税负担沉重,资金、青壮劳动力、社会精英纷纷流向城市,社会话语权渐失,乡村处于弱势地位,在江苏地区表现明显.这成为当时乡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结构性紧张因素之一.     

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理学内部纷争

出于宣扬各派学术和抗金大业需要,南宋理学各派名家纷纷借诸葛亮说理论事,南宋前期的诸葛亮评价多称赞其集"仁人君子、英雄豪杰、忠臣义士"于一身,很少人批判其法家治术,评价之高远超北宋。南宋后期,诸葛亮赢得朱子后学和失意文人的一致称颂,成为道德完人和精神偶像。南宋诸葛亮评价的思维走向与理学内部纷争演变关联密切,前期强势的湖湘学派、浙东学派强调经世务实,盛赞诸葛亮躬行儒家济世情怀、践行人臣之道,而弱势的陆朱学人则痛心其运用申韩霸术。发展至后期,独尊天下的朱学后人主张穷理尽性,一致标榜其道德风范,诸葛亮良将、忠臣、圣人形象最终确立。     

论庾信前期赋风

庾信的创作以其四十二岁出使西魏被留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赋作亦在这两个时期中大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前期有风格清新绮艳之作,亦有风格凄婉悲凉之作。     

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为权力书写:南宋文人与佛教寺院——以南宋浙江寺记为中心

寺记作为一种重要的"涉佛文体",在宋代数量较为庞大,值得我们关注。在南宋,佛教的世俗化加深,而寺院与帝国政治关联颇多,这就使佛寺这一原应神圣的场域被世俗政治进一步介入。同时,佛寺的这种政治属性也为多以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之寺院书写提供了合法性,因此可以说,很多南宋寺记的产生,都源于政治的考量。随着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佛寺因其地缘优势得以迅猛发展,浙江地区的寺记在数量上远超过其他地区,而为权力书写这一现象在南宋浙江寺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

清代前期,治河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清廷设立河道总督专管河务。就政府职能而言,清代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但从国家政务运行上讲,工部却逐步失去了对河务的控制,河工治理最终成为"总河专责",这一格局在康熙中晚期形成。同时,在河务决策中,河道总督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在乾隆中期河道总督取得了对"谈河积弊"(河议)的全面胜利。清前期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从朝堂到相府：南宋史弥远主政时期的中枢政治运作

南宋史弥远长期专权的实现，既因为宋宁宗理政能力低下，也是其与宋理宗君相合作的结果。为了维持专权，他建立起一套有别于常规的中枢决策机制。即以皇帝为中心的御前决策重要性降低，都堂和相府成为决策的中心。他既充分利用宰相居于行政枢纽的制度便利，又采取人事控制的手段，破坏了宰执合议的程序，取消了监察和封驳程序；以控制臣僚奏对和舍奏用申等方式实现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通进，以检正、都司、枢掾的直属化下行有司之事，从而建立起新的政务处理机制。也正是因为权相产生的基础在于君主的权力让渡，一旦基础动摇，权相政治也就走向终结。南宋权相政治时断时续、或长或短的特点，或许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在腹地构建现代城市性:民国前期济宁的演变(1912—1937)

在近现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所牵引的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崛起相反,许多内陆城镇急剧衰落,但济宁是个例外。民国前期,济宁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北方其他城市情形不同,济宁精英和民众积极引介现代商品、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又保留了许多旧有的因素和习惯,区别于那些受现代或西方势力支配的通商口岸。但济宁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阻滞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张力以及市民社会的正常成长,影响了其城市性格的充分发展。同时,济宁现代化的部分成功是孤立而脆弱的,大济宁地区渐成为以沿海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腹地。民国前期济宁的经历显示:其作为内地城市的命运并不主要由城市自身的逻辑机制所规定,农村危机及其解决危机的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七个民族,其数量与分布呈动态变化.贞观二十年前,"河曲"人口数量可达180,000余人,其中汉族、稽胡族人口约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边缘地带,突厥族游牧于"河曲"东半部的夏、胜二州之间以及西北隅,昭武九姓居留在"河曲"西部的灵、盐、夏之间.此后,由于吐谷浑族、党项羌族、铁勒族的迁入,居民数量与空间分布发生新的变化.迄天宝元年,"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安史之乱后,铁勒九姓、突厥、昭武九姓、吐谷浑诸族人口相继迁出"河曲",惟有汉、稽胡、党项羌诸族人口仍留居原地,尤其以党项羌人口增长显著,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河曲"地域,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     

岳珂思想：儒、道、释融通的内在超越哲学

南宋文学家、史学家岳珂是抗金名将岳飞之孙,一生著述甚富。作为一个在文学、史学、书法艺术上都有相当成就的著名学者,其学术成就与其思想也自然有密切关联。他在青少年时期为其祖父岳飞辩诬的同时,也怀有积极用世的热忱之心,中年时期因为官运亨通而对朝廷尽心尽力,到晚年因遭构陷罢官而有消极避世情绪;这三段人生态度构成其一生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概括岳珂的一生思想,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无疑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佛家的禅悦之风、道家的清静无为和消极避世心态同样也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这些都使得他的人生、思想和创作具有南宋文人典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