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

由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强调,"藏彝走廊"问题开始被学者们所关注,学者们开始了大量的实际的调查、研究。然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中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对于走廊的历史及现状的理解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的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研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及现状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民族走廊的正确命名应该为"藏羌彝走廊"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历史及现在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有效方法。     

上海“西五区”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和产业联动发展思路

按照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部署要求,以“西五区”优势产业基础和特色科创资源为核心,联合打造上海西翼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战略共同体,积极推进“西五区”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共同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和科技创新高地,抓紧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好地服务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更好地服务长三角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地服务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基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水资源法律保护的分析

一直以来河西走廊的人们都不曾了解祁连山水源的稀缺,盲目的开发应用水源发展经济。尽管河西走廊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河西走廊的生态、水资源危机现象已经到了必须尽快解决的态势。本文对当前河西走廊地区水资源现状以及以石羊河和疏勒河的生态现状为例推广分析,并从法律保护方面的目标和作用考虑解决这一问题问题。这里分析和得出的法律过程将对未来河西走廊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坛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

本文尝试揭示位于川青交界的果洛和色达如何在19世纪成为藏族眼中代表佛教宇宙的坛城。除了呼应当代人类学对“地方”概念的重构，这个发现还能证明这片历史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牧区曾存在一个从文明边缘成长为中心的想象。费孝通在论及藏彝走廊时有“一子相连，全盘皆活”的期许，挖掘藏区边缘坛城宇宙观的历史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景，与东南亚人类学的比较则可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表征提供一个人类学解读。     

聚落、走廊与遗产：环太行山区域研究发凡

从历史上看，复杂的军事斗争、多元的文化交流、密切的贸易往来使得太行山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联系十分紧密，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随着现代化的扩展，这种网络和流动关系不断加深，并日益复杂化。开展环太行山区域研究，就需要在整体观的视角下，考察乡民聚落、走廊通道、文化景观、历史遗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构建区域整体研究框架的同时，达致对区域社会了解与文明类型理解。环太行山区域研究，是在华夏文明起源核心地带所展开的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动力的探寻。这既是对“文化自觉”的理论继承，也体现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 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沿海民族走廊的内涵与意义

承继梁钊韬先生对百越族群的研究，可以提出沿海民族走廊这样一个新的学术概念，以对既有民族走廊研究进行补充和拓展，进一步明晰中华民族的形成路线。理解沿海民族走廊的内涵重点，不在于研究区域本身，而是突破从陆地看海洋或将陆地与海洋分割来看的视角，将陆地和海洋整合起来进行大视野的思考，进而阐释沿海民族走廊对于缔造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开展沿海民族走廊研究，也为跨学科合作路径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更多可能。     

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文章基于2013—2018年UN Comtrade贸易数据，通过比较优势指数、竞争优势指数和综合指数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制造业是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国际产能合作建设的主力军；中蒙俄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优势明显，是中国合作的主要方向；中国—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初级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与中国形成产业互补；中巴经济走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能够与中国深化合作；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瞩目，中国应与其协同发展该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