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与诗体之关系论略

纵观赋的发生与发展,从“赋者,古诗之流”开始,继而发展成独立的文体,与诗的关系始终是相分又相合。赋不断从诗体中吸取养分,使体物铺叙和诗意抒情相融合,推动自身向更为完善的形态发展。同时,赋所具有的铺陈手法及俳偶特点也给了诗以影响,从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     

丹阳南朝陵墓及石刻

六朝文化是镇江历史文化的颠峰,六朝陵墓石刻是名城镇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丹阳南朝陵墓及其石刻艺术对探索南朝齐梁时期的陵寝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文化、艺术价值。保护和利用这些具有高度文化艺术水平的陵墓石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承文明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唐宋判书的司法文化解析

唐宋两朝乃传统中国法律集大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司法官员由法吏向儒吏转变的重要时代。唐代的判词多为拟判,而宋代纠正了拟判脱离实际的弊病,实判之风由此盛行。两朝虽然在判书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就判词实质而言,制判者的思维方式却同出一辙：在法律明确、稳定、统一的条件下,均采用“罪行法定主义”的裁判方式,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司法官会对情、理、法融会贯通,最终达到“情法两平”的断案至高境界。     

一颂一赋为祖为宗--读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札记

屈原首位原创,为桔作颂,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已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而曹植独心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乃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却惨遭迫害之悲剧.一颂一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祖宗篇也.前者热颂,满是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尤多感伤悲凄.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试论六朝铭文石刻的书体演变

本文根据建国以来出土的考古实物材料,结合文献资料和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六朝铭文石刻的书体演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总结出了石刻铭文书法的演变规律,即孙吴、东晋前期为旧体书法阶段,东晋中后期、南朝前期为过渡体书法阶段,南朝中后期为新体书法阶段,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六朝书法的发展状况和所取得的成就.     

从《二年律令》看汉代"户赋"和"以赀征赋"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汉代不存在户税,或曰人头税按户征收。但根据发现的考古材料考证,汉代存在户赋征收制度,户赋的征收标准在汉初是按爵位分等级征收,其后随着爵制的泛滥,逐渐为以赀征赋的标准所取代。     

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

阴阳五行学说及其象征思维框架对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影响很大。它不仅为骚体赋提供了一种建构想象空间的可能性,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联的具体可感的物象和场面,这就使得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建构空间世界的骚体作品如司马相如《大人赋》和张衡《思玄赋》等具有一种可与散体大赋并驾齐驱的特质。     

论唐代赋得体诗的创作特征及其流变

赋得体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脱胎于齐梁公宴诗,流行于陈隋,至唐代大放异彩。初唐赋得体诗扬弃六朝锦色,开启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盛唐赋得体诗恢宏阔大,自然浑成,尽显大唐气象;中唐赋得体诗体悟精巧,细致精雅;晚唐赋得体诗在苍凉末世的余晖中徐徐落幕。起自唐代赋得体的省试诗,具有规范的制作标准并体现出特殊的心理期待。学界对于唐代赋得体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与省试诗和应制诗的研究。     

祛魅的悖论: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与“神秘主义”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是以对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祛魅为旨归的。它以"精神真实"为旗帜发动了一场文学祛魅活动,以此反抗现实主义对"真实"解释的垄断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然而,先锋文学提出的"精神真实"具有不可调和的自反性,最终导致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神秘主义的盛行。神秘主义的盛行反过来拆解了先锋文学努力建构"精神真实",让这场文学祛魅行动呈现出悖论的一面:祛魅意味着赋魅,建构意味着解构。祛魅的悖论从反面显示出文学必须建立与现实、与世界、与大众的联系,才能让文学具有持久的和真正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