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

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澳大利亚学界、媒体和政府在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中表面持"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显偏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南海仲裁案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表态虽有缓和,但其借"保护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之名,行"跟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的实质目的并未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受单元和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美国因素是影响其介入南海及对南海争端认知变化的根本动因。     

论我国商人立法

当代中国的商人立法应选择制定《商事通则》,规范基本商事法律关系的立法模式。传统商法及其理论对我国商人立法的借鉴存在局限性,难以解决商人在市场经济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国的商人立法应以商事权利能力和经营能力为核心要素构造商人概念。我国目前法律中的商人范围亦存在诸多缺陷。实现商人的独立性,保证商人体系的开放性与商人的平等性,乃我国商人立法任务之所在。     

历史记忆与南海问题中的叙事建构

在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中,“固有领土”叙事是基于历史记忆的社会建构,不相容的叙事客观上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历史记忆的路径依赖、对无形价值的情感框定、“自我-他者”二元话语结构,强化了负面叙事黏性。那些积极的叙事“推动者”会将“固有领土”话语建构成一种延续性的叙事模板。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冲突、2014年中越“981钻井平台”纷争等危机中,东南亚声索国对中国维权行动施加了负面锚定。历史记忆与叙事黏性的关联逻辑可以为中国主动应对南海舆论压力提供政策启示。     

风生水起北部湾 人才工作是关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厅长肖化访谈

在中国南海西北部的顶端,有一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她就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她承载着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4市和附近玉林、崇左2市的交通和物流,以“鲲鹏展翅九万里”的辐射,连接着中国华南和西南部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命脉：以“东方脊梁”的坚挺,架起通往世界的桥梁,穿过马六甲,到达海的那一边。     

凤凰外来服饰商人:民族旅游中一个特殊群体的文化资本研究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凤凰古城经营民族服饰的外来商人为调查对象,探讨了该群体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对民族旅游服饰文化多元化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外来服饰商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为该群体立足凤凰起了基础性作用;外来商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在巩固了该群体的立足根基的同时,促使了凤凰民族服饰文化朝多元方向发展;外来商人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以直接手段促使了凤凰民族服饰文化的多元化。     

《威尼斯商人》的象征手法

本文从象征手法的视角对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象征、背景象征和物体象征进行探讨。结论是 ,它们在刻划人物真实、丰富性方面、在表达和深化作品主题、加强结构及增强诗剧意境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马来西亚海上安全合作：态势、动因与限制因素

海上安全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美大国博弈、南海地区局势等因素的发展变化,美国通过与马来西亚开展联合军演、签署安全协定、完善对话机制、进行军购交易,以及为马来西亚提供军事站台与外交支持等方式加强两国间海上安全合作。美国和马来西亚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是各取所需的结果,但是美国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中国因素也是两国加强合作的重要考量。然而,马来西亚的“大国平衡战略”,以及两国在人权问题和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对双方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产生一定消极影响,并制约了这种合作的深度。尽管如此,中国仍需要对美马海上安全合作给予足够重视,在加强中美战略沟通、深化中马经贸关系的同时,与东盟国家一道积极管控南海局势,并加强中马海上安全合作,共同促进南海局势的和平稳定。     

汉代商人与异域文化艺术的交流

两汉时期,中外商人在促进异域间商业贸易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在文化艺术的交流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借助于交通,在频繁的周边贸易和域外贸易活动中,充当“文化使者”,使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与域外文化艺术实现了双向交流,互利互惠,并彼此吸收,逐步融合,共同促进了人类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与收入状况分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商业的繁荣兴盛。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对于宋代商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很多关注,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作了很多论述,但对商人的经营活动,尤其是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收入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负担缺乏关注,因而也影响甚至限制了人们对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及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