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4世纪回鹘人的二十八宿纪日

高昌回鹘人在11～14世纪期间很可能经历了一个二十八宿纪日类型的转变:前期的历书直接继承了汉地秦汉历书的传统,照搬了汉简历日的形制,使用的是<日书>中的"朔宿法";后期则转而使用具有佛教密宗和印度色彩的二十七宿纪日法;以及一种不同于中原汉地传统的、以娄宿为首宿的七元甲子法--这反映了其纪日传统的嬗递,也显示出其时该地多种文化的交融.     

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

唐代回鹘是我国现今新疆维吾尔族的直系先民.回鹘早期信仰萨满教.8世纪中期,摩尼教传入回鹘并被汗王定为"国教".840年,汗国灭亡,部族西迁, 回鹘改信佛教及其他宗教.本文对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化过程作了简述,使人们对今天维吾尔族的宗教文化以及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回鹘文中的汉语借词

本文先介绍了回鹘文及其文献 ,然后分析了汉语借词进入回鹘文的途径 ,接着就回鹘文借词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及其规律进行了探讨 ,这对深入研究汉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关系有独特的意义。     

敦煌回鹘石窟分期断代问题刍议——兼论“六字真言”的概念与使用

回鹘石窟是敦煌晚期石窟之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这些石窟的关注,是最近三十余年之事。早期学界对敦煌回鹘石窟的划分受时代、资料、人力及实地考察困难等因素的限制,分期主要以回鹘供养人画像、石窟题记以及敦煌以外回鹘石窟对比研究来判定敦煌回鹘石窟,而与之紧密相关的回鹘历史未能获得更多的重视。过往所谈回鹘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局限于沙州回鹘国时代,其实,在归义军时期和元代,回鹘在敦煌营建的石窟也是不少的,但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其次,学术界对敦煌回鹘石窟的判定,过多依赖艺术风格,而对敦煌民族历史的演进及其文化因素重视不够;其三,沙州回鹘石窟大多是从西夏石窟中划分出来的,对于二者间的区别与联系,尤其是能够为二者提供断代坐标的洞窟尚未达成共识;其四,元代敦煌的繁荣与文化的兴盛被严重低估,导致学术界对元代回鹘及其对敦煌石窟的贡献认识不足。     

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近年出土的用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重要佛教文献之一。关于本书的文体是剧本抑或是唱本或一般佛经故事,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争论的问题。本文发表了作者新的观点。     

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

安史之乱时(755—763),回纥曾派兵帮助唐朝平叛,但也有一些九姓铁勒部落参与了叛乱。可见回纥汗国(744—840)建立经历三代可汗,九姓还没有完全认同回纥汗国。本文的研究表明,762年汗国第三代统治者牟羽可汗南下中原的结果,一方面是信奉拜火并纠集突厥残余的安史叛乱被平定,一方面是对于回纥汗国族群认同有着决定意义的摩尼教高僧被请到漠北,回纥汗国族群认同的障碍终于扫除了;牟羽可汗与摩尼教的完美结合,开始了回纥族群凝聚的新的历史阶段,因而他本人被后人神话为回纥/回鹘始祖。     

香港新一代南迁作家创作论

70年代前后移居香港的新一代南迁作家,其生活经历、文化教养、创作历史大致相同。其创作无论在选材、创作倾向上与本土作家截然有别。但随着居港岁月的增长,他们的“大陆客”气味逐渐消失、“大陆意识”逐渐淡薄,香港色彩和“香港意识”则日渐显现。体现在作品上是时代背景被淡化,兴奋中心转向婚恋题材,作品被注入通俗性审美特征,因而与新一代本土作家接近起来。但两者仍有分别,预计很难合流,这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等不同决定的。     

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另二叶)研究

写本为残卷。根据存有叶码(用回鹘字写在背面的左侧)的残叶来判断,它似为一多达四卷的佛经。在中国的这二叶属第三卷。根据写本的语言特点,我认为该书成书或译成回鹘文在10—11世纪。但根据其字体和正字法特点,此写本则属于较后的13—14世纪。在某些叶的背面左方,用回鹘小字写有abitaki几卷几叶的字样。Abitaki应为汉文"阿弥陀经"的回鹘文拼音。经过与汉文《阿弥陀经》(由著名龟兹人鸠摩罗什于四世纪译成汉文)对照后,证明此书与《阿弥陀经》无关。另外,《阿经》仅有一卷,而此书则有四卷之多。所以它不是《阿经》的译本,而是内容属于阿弥陀佛崇拜的另一著作。Abitaki一名此处仅用做书名代号。1983年我访问敦煌时,曾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看到一小片回鹘文残片,左方除用回鹘文写有小字abitaki外,旁边尚用红墨写有五个汉字"大白莲社经"。所以我认为此书应为《大白莲社经》的回鹘文译本。     

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族的影响

9－15世纪间居住于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的回鹘人佛教文化昌盛。在与北方民族（如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回鹘佛教也随之为这些民族所接受。尤其在蒙古统治时期,回鹘佛僧地位甚高,他们或充当皇帝与藏族喇嘛教帝师之间的翻译,或充当蒙古皇室贵族的老师,或传扬弘化佛教,深为蒙古统治者所器重。他们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契丹、党项、女真,尤其是蒙古古代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