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社会危害性与法益

我国学者关于社会危害性与法益两个概念的认识并不统一,导致对于两个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争议也比较大。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完全可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在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下发挥各自的作用。     

解读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盗窃刑事案件要宽严相济、规范审判——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

2013年4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关情况。对此,本刊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就《解释》予以了详细解读。     

刺汪案背后疑云重重

如果把当年戴笠的调查结果和后来发现的若干旁证逐一比对,你会发现,剌汪案也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谋杀。杀汪后嫁祸于蒋,这种危害性其实比杀蒋本人威力还大。     

论社会危害性认识不是犯罪故意的构成要件

社会危害性认识是不是犯罪故意的构成要件一直是刑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在了解了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实质与违法认识的联系与区别后,通过论述犯罪故意成立以社会危害性认识为构成要件将导致的不利后果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危害性认识不是犯罪故意的构成要件。     

犯罪定义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论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一致性——兼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基石性概念,因此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被称之为社会危害性理论。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一些学者开始对社会危害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承担的是出罪功能,因而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一致性。当然,基于我国犯罪构成是评价行为罪与非罪的惟一标准,因此应当把社会危害性的出罪功能纳入到犯罪构成中来。     

民事财产关系的刑法保护

民事财产关系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严重侵害物权、知识产权的行为已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 ,但债权关系却还停留在仅为民事法律保护的阶段 ,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多角债等不合理现象 ,民事判决无法执行也挫伤了债权人寻求法律保护的积极性。本文从严重侵害债权关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犯罪构成、国外的立法例等方面 ,阐述了民事财产关系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试论行政不作为行为的防治对策

行政不作为行为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有其认识根源、利益根源和体制根源。行政不作为的行为必定是违法的,这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行政不作为行为是行政腐败的重要表现;造成政府职能错位,不利于建设法治政府;直接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必须从增强责任行政意识,自觉实行依法行政;改革行政体制,引入公务员问责制度;加强行政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制等方面防治行政不作为行为。     

有期徒刑分等研究

有期徒刑分等是在法定有期徒刑幅度的基础上进行轻重等级的划分,有期徒刑分等与刑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期徒刑分等是自由刑单一化和"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有实质合理性的意义.有期徒刑分等应以类种罪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我国刑法中应该以5年和10年作为轻等、中等和重等有期徒刑的界限点.